嘻哈文化的中国路径

（原标题：嘻哈文化的中国路径）

成都玉林七巷的健身器材场地，20岁的诺米把棒球帽反扣在脑后，一边摇晃着跷跷板，一边用半洋腔调嘶吼着：“谢帝，谢帝，我要diss（怼）你。”

在这个后来被调侃为“成都迪士尼”的MV场景里，嘻哈的节奏与方言混杂在一起。作为来自凉山农村的大男孩，本名阿尔以达的诺米并没想到，嘻哈(Hip-hop)会把他带离了电子厂的流水线，并一脚踢进了镁光灯下的世界。

在他身后，一个更宏大的疑问正浮出水面：中国有嘻哈吗？

嘻哈文化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纽约布朗克斯与哈林区。记者尼尔逊·乔治（Nelson　George）在其著作《嘻哈美国》中指出，在这个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的贫民区里，人们用自由的节拍，击碎了无处发声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中国年轻人也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街头反叛精神”。北京的王波组织了“隐藏乐队”，热狗（哈狗帮）也在台湾展现了自我态度，零星的说唱爱好者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更有人模仿阿姆在《8英里》的Freestyle　Battle（即兴比拼），用中文说唱表达他们的态度。

此后十多年，中文说唱以爱好形式零星散落各地，年轻人们参加Freestyle　Battle，在爱好者们中获得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以自己所在城市为代表和相同理念聚在一起，组建不同主张、文化理念的厂牌。

2017年的《中国有嘻哈》是一个转折点，它让热爱真正成为了赚钱的途径，也给文化本身创造了裂缝。“看过《阿凡达吗》？这个文化的从业者是阿凡达，而他们（资本）就像是入侵者。”知名说唱比赛“地下8英里”主理人夜楠说。

2024年4月，诺米“大爆”的一个月后，年轻的说唱歌手河南说唱之神创作的《工厂》在社交媒体上爆火。他对农村家乡现实的真实表达收获了动容和共鸣。夜楠猜想，底层视角叙事很可能成为未来说唱的创作框架。

热爱说唱的年轻人仍源源不断，但像《中国有嘻哈》冠军GAI（周延）那样通过综艺一战成名的机会其实已越来越小。《中国有嘻哈》之后的其他说唱综艺几乎是一两季就熄火了，而持续多年的《中国新说唱》的关注度也远不如最初，像热狗、Higher　Brothers那样不靠综艺就站到行业最顶端的说唱歌手的例子更是少之又少。

2024年，种梦音乐和优酷联合推出了新综艺《说唱梦工厂》，GAI在第一集说自己从普通人走到了今天，现在有能力了，想借助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帮助其他人。

“我觉得中文说唱的历史才刚开始，我希望所有的说唱歌手都能靠说唱养活自己。”在种梦音乐创始人韩啸对说唱未来的畅想中，说唱应该融入主流、成为主流赛道，进而繁荣商业。但中文说唱元老王波、夜楠等人说，他们不想做大这块由资本铸成的“蛋糕”，只想做大热爱说唱文化的“蛋糕”。

反叛者和推动者

《嘻哈美国》作者尼尔逊·乔治如此描述嘻哈文化的诞生地:“当时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纽约布朗克斯区那样，被贴上‘可怜的亟待解决的城市问题’的标签。就嘻哈最基本的层面而言，它是美国后民权运动时代的产物。”于是，嘻哈文化以底层视角的自我表达、反叛和批判为内核，悄然诞生。

几十年后，嘻哈歌手阿姆（Eminem）主演的半自传电影《8英里》席卷全球，将嘻哈文化的“底层视角”推至世界舞台中央。电影里，他通过苦练说唱对抗糟糕的生活处境——在黑人文化圈的比赛中赢得尊重，更在现实里成就了自己。阿姆曾在自己的歌曲《脑崩》（braindamage）里描述了儿时被同学打到几乎送命的场景。但他说，如果不是那份被揍后的愤怒和反击欲，他或许仍是个每小时挣5.5美元的厨师。

2024年中国说唱圈发生的两件事，比较外化地切中了嘻哈文化的底层视角。

在《中国新说唱》海选中被导师谢帝淘汰后，参赛选手诺米写了一首攻击对方的歌《谢天谢帝》，并在成都玉林七巷一小区楼下的社区健身场地拍摄了MV。诺米头戴棒球帽、胸前挂着闪亮大链子，身着紧身白色T恤和掉裆低腰裤，坐在健身器材跷跷板上拽气十足地用半洋腔调唱：“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这歌词成了网络现象级梗，因为diss（怼）谐音是迪士尼，因此这个健身场地被调侃为“中国第三座迪士尼”——“成都迪士尼”。

这一无法理解的“抽象”行为，后被挖掘出了更多相关素材：这个来自四川凉山农村的大男孩，从小跟着爷爷上山放牛放羊，高中毕业就去广东电子厂打工，为追逐说唱梦只身闯荡成都。其创作的对爷爷寄托思念情感的歌曲《阿普的思念》跟着这波流量被放大，彝语说唱加强了地域性，歌曲被各大官方文旅账号用于文旅宣传。诺米不仅受邀与谢帝同台演出、登上音乐节，还参加了脱口秀节目。

一个月后，年轻的说唱歌手“河南说唱之神”（本名张方钊）发布的歌曲《工厂》在社交媒体爆火。这首歌是关于他家乡的变迁现实和个人思绪，开头几句写道：“工厂的烟雾都盖住了星，周围的村庄都被他合并，小时候河水就不是很清，现在它换来了金钱和病。”他五年前开始发布一些关于个人生活和情绪的说唱歌曲，在说唱圈小有名气，但直到这首歌，他才被更多听众认识。

1997年出生的张方钊从初中开始听热狗、C-BLOCK。当时他感觉这些歌手的音乐比流行音乐更自由、律动感更强，歌词脱离了俗套的爱情，讲述的是生活。初中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蛋堡的歌曲《少年维持着烦恼》。他发现说唱不止有外向奔放的特质，还可以向内求索、表达思想情绪。他在大学里买了一套声卡，每次就像写作业一样不停写歌。他本科专业是插画，所以他自己设计了专辑封面。有一些专辑的封面是农民的画像。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河南说唱之神”的艺名。

但现实是，诺米和河南说唱之神，并不是最早那批让中国嘻哈王国浮到水面之上的推动者。

中国最知名的说唱比赛“地下8英里”，起名的灵感来源于阿姆那部反映底层生活的电影《8英里》。那些率先享受城市生活且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化的中国年轻人，怀揣着对“酷”的追求和自我表达的需求，为中国说唱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千禧年初，中国年轻人开始接触国外的嘻哈唱片与打口磁带。一些在海外听过或玩过Hip-hop的华人回国后，陆续带起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地下说唱爱好者。北京的王波组建了“隐藏乐队”，其中有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华裔成员；同时，台湾的热狗（哈狗帮）也用富有挑衅意味的歌词震撼了大批内地青年。慢慢地，零散的说唱团体在各大城市崭露头角：上海有“竹游人”，广州有“天王星”，西安有“乱战门”，长沙有“C-BLOCK”，重庆有“GOSH厂牌”，成都有“说唱会馆”……彼时，多数年轻人只能通过自发的FreestyleBattle来积攒人气。

西安“乱战门”创始人夜楠就是当年的见证者。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希望他安分读书，但他却痴迷于漫画书和音乐。高中时，他把生活费几乎全花在淘打口磁带上。一次，夜楠偶然淘到了一张封面是一个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的男子的磁带，男子酷酷的样子吸引了他。当他戴上耳机聆听时，那强烈的旋律使他的走路姿态都发生了改变。夜楠开始左右摇晃，自信到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自己掌控之中。磁带另一面没有人声，夜楠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留给嘻哈歌手唱的beats（伴奏）。

夜楠和朋友最初只在校园楼道里练Freestyle，写身边小事，写课代表巴结老师的“荒诞关系”。到2003年，他与队友们正式组建了西安的早期说唱团体“乱战门”，期间也筹划了当地的Hip-hop文化活动。

这种状态持续了七年，仅凭对嘻哈文化的热爱，活动难以持续，夜楠也无法借此谋生。于是2010年，他创办了一家公关活动策划公司，开始赚钱。

然而与此同时，当地热爱说唱的人们开始渴望有更多展示说唱才华的机会。当时，不少对说唱充满热情的年轻人，除了售卖Hip-hop服装、写歌，偶尔在小场地演出外，似乎已看不到更多的发展前景。

“地下8英里”就这样诞生了，它以说唱FreestyleBattle形式比拼，最终获得观众呼声最大的人获胜。VaVa毛衍七、艾福杰尼等说唱歌手都参加过这个比赛。按照夜楠原来的计划，“地下8英里 ”2020年的比赛会做到每场约两三千人，最后总决赛在体育馆举行，全世界的选手都会参与。夜楠计划着到时候请来“地下8英里”灵感来源，电影《8英里》的主角阿姆，希望他能在中国向全世界说：“IwantmoreChineseHip-hopmusic！（我想要更多的中国嘻哈音乐！）”

如果说中文嘻哈在前十多年还只存在于爱好者的BBS论坛和地下Bat－tle舞台，2017年的一档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则彻底点燃了资本与大众的热情。

夜楠说，《中国有嘻哈》的制作方爱奇艺最初想做的不是嘻哈综艺，而是一档偶像综艺。2017年4月，节目导演车澈和夜楠在三里屯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碰面，夜楠对车澈说，如果改做说唱类节目，一定会火。

事实上，《中国有嘻哈》播出之前，中国的说唱土壤已相对丰厚。当时韩国知名说唱综艺《showmethemoney》（译为“给我钱”）已播到第六季，是一个成熟的参考对象。中国音乐市场上也积累了一批说唱歌手和歌曲，不少年轻的说唱音乐人第一次靠说唱挣到了钱。

2017年的夏天，一句“你有Freestyle吗？”火遍大街小巷。第一个吃螃蟹的爱奇艺赢了，流量铺天盖地而来，淘宝上的大金链子和宽松炫酷的Hip-hop着装是最火热的商品。

这档综艺还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冠军选手GAI从街头走上国际品牌广告牌。曾从美国辗转到TVB当小演员的欧阳靖，也凭此一举成为支付宝的代言人。

这场娱乐、商业共舞的新狂欢来得快，去得也猛。由于歌词内容争议和政策收紧，这档嘻哈节目收官数月后，部分歌手被点名批评，某些厂牌遭遇寒冬。连锁反应传导至夜楠的《地下8英里》时，其2018年至2019赛季的FreestyleBattle被叫停，改为作品形式，目的是控制FreestyleBattle赛中的不可控的即兴歌词。

夜楠回忆道，当时他向车澈提出的说唱进程规划实际上包含三个阶段：首先，通过类似《8英里》中的FreestyleBattle赛事，让选手们崭露头角；其次，进入类似NBA职业联赛那样的产业化、规模化进阶阶段；最后，则是打造RapStar的综艺节目，目的是使说唱这种舶来品更好地适应中国语境。他曾对嘻哈在中国发展过快做过一个比喻：“你非得让一个8岁的小孩去做成年人的工作，他可以做出个样子，但他不成熟的问题就直接暴露了。而这种不成熟对这个小孩的未来发展是致命的。”

主流化和商业化的捆绑

夜楠曾因为不想让“地下8英里”的现场充斥太多广告，而拒绝了一家赞助商投来的 400万元。他明白，这笔钱可以让他的比赛更炫、更持久，但也可能让“地下8英里”失去它原本的锋芒。

Rapper（嘻哈歌手）阿宝（MCaR－BOW）既参加过被视为“地下”说唱比赛的“地下8英里”，也参加过“地上”综艺《说唱梦工厂》。但事实上阿宝参加这两类不同比赛的目的有一致性：坚持叙事型的粤语说唱，尽管它不太受市场待见；另外就是挣钱，但靠的是自己的作品。

2023年“地下8英里”决赛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阿宝与河南Rapper火人为238800元的冠军奖金展开Bat－tle。在最后一轮，主持人夜楠问：“你们要名誉，还是要钱？”火人先抢答：“我饿太久了，我要钱！”阿宝答：“我也要钱。”结果火人夺冠，阿宝无缘奖金。但就在颁奖不久后，火人悄悄搂住阿宝的肩膀，耳语道：“我们对半分。”然后当着全场观众大声宣布并兑现了诺言。

这或许是中文嘻哈圈最“真实”的一幕：表面是剑拔弩张的对抗，背后却是“同是天涯热爱人”的惺惺相惜。

“想红的人和真爱Hip-hop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阿宝告诉我，他从初一就开始听美式嘻哈，在中专毕业后直接进厂打工。父亲为了办个简单手续被迫来回跑几十公里送礼，老师叫他“花钱买学分”才能拿毕业证……这些让他在歌词里不断咆哮，“我创造的核心就是反抗，对象是糟糕的生活。”

而在更大的舞台上，“地上”说唱综艺的热潮似乎也在降温。2017年那档《中国有嘻哈》一度把“Freestyle”送上热搜，可到了第八季，“流量神话”已一去不返。

王波也注意到，“大部分观众甚至说不出前几名选手的名字”。他认为，这种模式不断复制后，难免让观众审美疲劳。更何况嘻哈的内核并不止是嘻哈手势、宽松衣裤和朗朗上口的口号，“人们真正想听的是有思想、有底气的表达。”

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像河南说唱之神的《工厂》这样关注乡土变迁、底层情绪的作品突然走红。

《嘻哈美国》中提到，嘻哈作为一种街头交流工具，它有着其他文化无法与之比肩的柔韧性，可随时适度调整自己来适应各种情况。

刘耕宏在综艺《说唱梦工厂》开头说，这个综艺是要培育未来中国说唱新的一批人，到底中华儿女该呈现的说唱是怎样的？周杰伦认为歌词上不带脏字是一方面，华语说唱少些英文，方言可以加进来。

在当下中国嘻哈的版图中，GAI无疑是“商业成功”的代表。他以“方言+中国风”斩获冠军，外界对他最早比赛时在《凡人歌》中写的四句歌词“一往无前虎山行/拨开云雾见光明/梦里花开牡丹亭/幻象成真歌舞升平”印象深刻，其代表作《兰花草》《沧海一声笑》《杜康》等也具有中国风色彩。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主流说唱歌手，GAI在各大品牌广告中频频亮相。但这种成功也带来了质疑。“他们一直说我不是原来的我，你觉得我还是我吗？”GAI曾问种梦音乐创始人韩啸。与早期个性鲜明的创作相比，GAI后期创作的作品更偏主流市场。

艾热则认为，GAI的新专辑《底层逻辑》正是一种“寻找真我”的尝试，“我们都想挣钱，但做音乐的时候就是理想主义者。”艾热从纯Hip-hop厂牌签约到被视为商业化浓重的公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I。就他自己而言，只要是在舞台上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作品，其余都是附属品。在2018年拿下《中国新说唱》冠军后，艾热去年站上了春晚舞台，演唱他自己创作的、表达思念家乡亲人的《千里万里》。艾热的父亲在疫情期间病重，有家难回的特殊时刻让他真正体会到了家的距离。在春晚登台演出前5分钟，艾热在朋友圈转发了一首GAI的歌，名字叫《光宗耀祖》。

继2020年在《说唱听我的》担任导师后，2024年艾热担任了《说唱梦工厂》导师。艾热发现说唱的综艺生态环境在这四年中已经发生了改变。《说唱梦工厂》的参赛选手大多是普通人，而过去几年的《中国新说唱》《说唱听我的》以及《说唱新世代》，都是说唱圈专业顶级的选手在彼此较量。这些综艺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演出职业化的专业歌手，“每个综艺节目的前10强，随便一个就能撑得住一场音乐节。”在艾热看来，未来的年轻说唱歌手很大程度上不会经历battle赛的野蛮生长阶段，通过综艺获得关注度的职业化培养方式将成为主流。

韩啸把《说唱梦工厂》设定为普通老百姓参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观察到说唱已不再是小众文娱消费，它逐渐跨入到流行文娱消费行列中。最早种梦音乐只是种梦集团的一个部门，现在韩啸早已把之前的影视部分暂停运营，专注做音乐，签约艺人从最早只有一个GAI扩展到了几十个。

“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地下自娱自乐，怎么跟国外竞争？”韩啸想做成中国嘻哈圈没人做到的事：把种梦打造成像欧美主流唱片公司那样的“嘻哈造梦工厂”。在他的构想中，说唱歌手未来也能像主流艺人一样，市场足够繁荣，只需要接个电话就能接到通告。所以韩啸需要制造更多内容以提供展现机会，综艺是最有效的切口之一。

事实上，嘻哈文化自诞生之初便存在“反叛精神”与“物质至上”间的糅合。尼尔逊·乔治在《嘻哈美国》中指出，嘻哈的精髓包含着对权威的抵抗，也有对金钱的向往。从美国街头到全球商业帝国，KanyeWest与Jay-Z等艺术家早已将自己的音乐品牌延伸至运动、时尚、奢侈品等领域，成为身价不菲的“明星企业家”。

也正因嘻哈的“自由变形组合”特质，它能不断适应不同国家和市场。但这种“适应”也意味着某种共同的终局：最后，它的反叛会变成对商业欲拒还迎的迎合。

夜楠认为说唱在中国最理想的状态是，这些热爱Hip-hop的选手从地下走到地上，不需要成为万人瞩目的idol（偶像）或艺人，更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就是玩音乐、发专辑、跑巡演。粉丝不用太多，但都只冲音乐而来。

如今，GAI已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商业说唱歌手之一；而夜楠的“地下8英里”也还在努力坚持。演出结束的深夜，混着烟味与汗味的地下舞台上，几个年轻人合唱着某首态度强烈的粤语歌，或许他们才是这个“嘻哈之国”最真实的声音。

中国有嘻哈吗？也许下一次FreestyleBattle的开场哨响起时，我们才会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