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核聚变”热潮背后

（原标题：“可控核聚变”热潮背后）

经济观察报记者 郑晨烨

2026年1月15日，明确“鼓励和支持受控热核聚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正式施行。

同一天，A股市场经历了一轮风格切换。此前受资金追捧的商业航天与AI应用板块出现回撤，部分高位股甚至触及跌停，资金开始在盘面寻找新的承载方向。股票投资者王先生再度关注到了“可控核聚变”板块，在他的交易逻辑中，这可能是接续商业航天与AI应用后的新一轮市场主线，这种预期的支撑来自近日密集释放的产业利好消息。

1月12日，民营聚变企业上海星环聚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星环聚能”）宣布完成10亿元A轮融资，刷新国内同类企业单笔融资纪录；同日，另一家聚焦民营聚变赛道的企业能量奇点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下称“能量奇点”）宣布其高温超导磁体经励磁（即向磁体线圈通电）后，产生的磁场强度突破20.8特斯拉——特斯拉是磁感应强度的单位，磁场强度直接决定聚变功率密度，是实现装置小型化的核心指标。

一级市场的资金涌入与产业相关技术指标的突破，推高了二级市场的预期。1月7日至9日，被市场列为“核聚变概念”的中国一重（601106.SH）、中国核建（601611.SH）、弘讯科技（603015.SH）、国机重装（601399.SH）等多家上市公司股价出现连续涨停走势。

资金在二级市场抢筹，但上市公司忙着发公告提示“无相关收入”。1月15日，中国一重发布公告提示，“股价短期涨幅过大的风险”，并明确表示：公司被列入“可控核聚变概念股”，但截至目前，公司仅承接极少量相关配件项目，且相关产品尚未形成收入。此前，中国核建、弘讯科技等也发布了类似公告。

目前可控核聚变产业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对此，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对可控核聚变产业而言，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够加速技术迭代，但无法缩短工程验证的时间周期，在商业化发电真正实现之前，A股“核聚变”概念内的公司或许仍需面对漫长的业绩空窗期。

算力尽头

2026年开年，资本市场对可控核聚变的关注度陡升，其逻辑起点是对电力供给的焦虑。华西证券就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当前全球数据中心年用电量约为415太瓦时（TWh），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大幅上升至约945太瓦时。

对此，摩尔线程（688795.SH）天使投资人王捷告诉记者，经济活动的范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正从“人的认知和经验—行动—经济产出”转变为“使用电力和调用算力的AI大模型计算—行动—经济产出”。

他认为，在这一新范式下，电力、算力、模型将成为各国的战略资源，激增的算力需求将给能源供应带来质的变化，是否会遇到电力供给瓶颈已成为制约AI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面对因AI而带来的庞大的新增电力需求，传统的化石能源受限于碳排放约束，而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存在间歇性问题，都难以独立承担AI算力所需的全天候稳定供电重任。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强调，2025年以来的这一轮核聚变投资热潮背后的驱动因素之一，是AI对更高能量密度能源需求的飙升；要满足AI时代指数级增长的能源需求，突破方向必然指向原子核层面（核能）的能量释放。

在他看来，从能源发展的物理路径来看，能量释放的化学反应正从依赖碳转向依赖氢；另一方面，基于电子层面的能量利用在能量密度上正逐渐接近理论极限，突破方向必然指向原子核层面的能量释放。

核能的释放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核裂变，即利用中子轰击重原子核（如铀），使其分裂为较轻原子核并释放能量的过程，这是目前全球商业核电站通用的发电原理；另一种是核聚变，即在极高温高压条件下，使两个轻原子核（如氢的同位素氘和氚）聚合生成较重原子核的过程。相比裂变，聚变反应单位质量释放的能量更高。

既然方向指向了原子核，为何早已成熟的核裂变技术没能完全平息算力带来的能源需求焦虑呢？

1月1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科技创新院士报告厅的演讲中分析称，传统的裂变反应堆工作在“临界状态”，存在发生“超临界”事故（如切尔诺贝利）或因余热导出失效导致堆芯熔化（如福岛）的安全隐患。此外，目前主流的核裂变热中子堆对铀资源的利用率极低，通常不到1%，长期来看仍面临资源瓶颈。

彭先觉说，相比核裂变，可控核聚变被视为一种“固有安全”的能源，因为其反应条件极其苛刻，一旦设备故障或条件不满足，反应会立即自动终止，不会出现链式反应失控。这种安全性，加上燃料（氘）可从海水中提取的资源丰富性，使聚变成为超越裂变的理想选择。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数据，1克氘氚（氢的同位素）聚变燃料释放的能量就相当于11.2吨标准煤，能量密度是核裂变的4倍，是化石燃料的近400万倍。极高的能量密度叠加燃料（氘）从海水中获取的便利性，使可控核聚变被视为解决算力能源需求的终极技术方案。

米磊称，作为硬科技投资人，如果不布局可控核聚变，很可能会错过下一代科技革命中最关键的能源变革机遇。他亦表示，目前中国的风险投资在资金体量、投资期限及包容度等方面与美国同行存在差距，但这并未阻碍资本向这一赛道集结。

事实上，算力增长带来的电力缺口已让市场看到了明确的需求，海外科技巨头也已经开始通过PPA（电力采购协议）锁定未来的核能供应。比如，华西证券在近期研报中就提到，Google与核聚变公司CommonwealthFusionSystems（CFS）达成协议，计划在2030年左右从首座商业聚变电厂采购电力；HelionEnergy则计划在2028年开始为Microsoft供电。

同时，在供给侧，一直受限于装置体积和成本的核聚变技术，近年来也因为高温超导（HTS）材料的突破，让商业化落地成为了可能。

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前提是将聚变燃料加热至上亿摄氏度，使其成为等离子体，并将其约束在有限空间内足够长时间，而由于没有实体容器能耐受如此高温，主流方案是利用强磁场来约束带电的等离子体，这种装置被称为“托卡马克”。

在托卡马克装置的设计逻辑中，磁场强度是决定装置性能和成本的关键变量，磁场越强，对等离子体的约束能力就越强，单位体积内的聚变功率也就越高。

超磁新能（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超磁新能”）是一家专注于高温超导强场磁体系统研发与制造的可控核聚变核心部件提供商，其CEO王超表示，聚变功率与磁场强度的四次方成正比。

在传统的低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中，受限于低温超导材料的磁场上限，装置往往需要做得非常大才能满足约束条件，例如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的高度超过30米，重达2.3万吨。

王超解释，高温超导材料的应用，使得在更小的装置体积下获得更强的磁场成为可能。这大幅降低了装置的建设成本、占地面积，简化了复杂度，是聚变装置从“国家级大科学工程”走向“紧凑型商业装置”的物理基础。

不过，可控核聚变的实现也并不只有一条路可走。彭先觉称，磁约束聚变是利用磁场将高温等离子体约束在真空室内，但除了磁约束，还有惯性约束路径，如美国的国家点火装置（NIF）和中国的Z箍缩装置。

但在聚变实现方式上，这几种路径有着本质区别：磁约束通过强磁场控制带电粒子运动，将上亿度的核燃料悬浮在真空容器中心，避免其接触并烧毁器壁；惯性约束则是利用高能激光或粒子束，在极短时间内从四面八方均匀挤压微小的燃料颗粒，使其密度骤升引发聚变；而Z箍缩是利用流过等离子体的强大电流产生向内的磁压力，瞬间压缩燃料。

针对纯聚变技术难度大的问题，彭先觉提出了一种折中的技术方案：Z箍缩驱动的聚变-裂变混合堆（Z-FFR）。他认为，纯聚变要实现能源化非常困难，但如果将聚变与裂变结合，利用裂变放大能量，可以降低对聚变增益的要求。

这一方案的逻辑在于，利用聚变反应产生的高能中子，去驱动包裹在外部的裂变材料（如铀）。

此时，聚变反应堆相当于一个高效率的“中子源”，而能量的放大主要由裂变过程完成，这种方式既降低了对聚变点火条件的苛刻要求，又利用了裂变材料的高能量密度。

彭先觉算了一笔成本账，如果Z箍缩驱动器的重复频率寿命能达到一千万次，一个100万千瓦的Z-FFR电站造价预计在200亿元左右（约30亿美元），运营成本每年约10亿元。按照年发电量100亿度计算，其发电成本有望降至0.1元/度。

除了技术上的探索加快，政策与资本市场的路径也已清晰。

2025年10月，“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核聚变能纳入未来产业。2025年12月3日，中国铀业（001280.SZ）在深交所上市，这家公司主营天然铀，服务于裂变电站，但作为中核集团推动核能“三步走”（热中子堆、快中子堆、聚变堆）战略的一环，它的上市验证了核能资产对接资本市场的可行性。

“廉价”能源？

在一级市场投资人和商业聚变公司的眼中，核聚变的商业化似乎近在咫尺，乐观的声音不少。

1月12日，星环聚能宣布完成10亿元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上海国投公司旗下上海科创集团、上海未来产业基金领投，中金资本、上海嘉定科投集团联合领投，中银资产、曦晨资本、武岳峰科创等机构跟投。

这是国内民营聚变企业单笔融资的最高纪录，星环聚能CEO陈锐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推进下一代聚变装置建设，该公司将在上海嘉定设立研发中心及实验基地，建设下一代工程验证装置。

陈锐甚至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公司规划于2028年前后彻底完成工程验证，启动商业示范堆建设，2032年左右建成一个可输出电能的聚变反应示范堆。他将公司的技术路线概括为“小型化+经济性”，目标是将聚变发电成本降至具有竞争力的水平。

在此之前，诺瓦聚变已于2025年8月完成5亿元天使轮融资，聚变工程化平台型企业东昇聚变、上游技术供应商束研聚创等企业也于近期相继完成新一轮融资。

技术端的进展也越来越快。

2026年1月12日，能量奇点宣布其自主研制的纯导冷结构高温超导磁体成功励磁至20.8特斯拉；而在2025年10月，位于合肥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主机关键部件，杜瓦底座完成安装，标志着主体工程建设步入新阶段。BEST装置由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运营，该公司股东包括安徽省与合肥市国有平台及中国科学院。

不过，从实验装置到商业化电站，仍有巨大的鸿沟需要跨越。

彭先觉亦详细阐述了磁约束聚变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材料问题，彭先觉介绍，商业聚变堆要求聚变材料在20到30年的运行周期内，抗辐照能力达到200DPA（原子平均位移次数）以上。这意味着，在反应堆的运行周期内，构成内壁材料的每一个原子，都会被聚变产生的高能中子撞离原来的位置至少200次。

他认为，这种微观层面的反复错位和重排，会导致材料在宏观上出现肿胀、变脆，甚至在极短时间内失效，而目前性能最好的ODS钢（氧化物弥散强化钢），抗辐照能力仅在40到50DPA左右。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方面也尚未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成熟办法。

其次是氚自持问题，氚是核聚变的关键燃料，但其半衰期为12.3年，且在高温下极易渗漏。另外，氚在地球上几乎没有天然储量，必须依赖聚变反应产生的中子撞击来“生产”，即消耗一个氚，就要在系统内制造出一个新的氚来补充。

彭先觉表示，目前的理想设计中氚增殖比（TBR）约为1，但如果考虑到高温环境（包层、偏滤器等）下氚渗透到其他容器导致的损失，长期运行中的燃料循环难以平衡。

第三则是测试设施的稀缺，这相当于在研发能够耐受极端环境的新材料时，却缺乏能够模拟这种环境的实验室。

对此，彭先觉和王超均提到，材料与部件的测试验证需要能够模拟聚变堆内中子辐照环境的高通量聚变中子源。这类设施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目前在国内仍是稀缺资源，制约了新材料的迭代速度。

未可知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资深风险投资人杜雨亦向记者表示，目前最先进的托卡马克装置，功率密度约为5兆瓦/立方米，而主流核裂变反应堆（如压水堆）的功率密度可达100兆瓦/立方米，两者相差20倍。

这意味着，要达到同样的发电功率，核聚变反应堆的核心体积需要做得非常大。

杜雨告诉记者，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测算，其设计的ARC核聚变反应堆核心单位体积成本约为裂变堆的1.6倍，如果考虑到功率密度的差异，核心成本可能会更高。

杜雨认为，除了核心反应堆，处理氚的车间、冷却系统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成本也极高，核聚变并非“廉价”。

2050年商业化？

当一级市场的融资热度和技术愿景，传导至二级市场时，演变成了对“概念股”的追逐，但不少身为“核聚变概念股”的上市公司都在公告澄清，相关业务目前并未产生实际收入。

早在2025年12月27日，永鼎股份（600105.SH）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针对市场将其列为“可控核聚变”概念股的情况，永鼎股份表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东部超导主营产品是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公司不直接生产制造可控核聚变装置，仅为绕制装置的磁体提供材料。公告内容亦显示，2025年1月至9月，东部超导营业收入占永鼎股份整体收入比重不足1%，且处于亏损状态。

弘讯科技在1月9日及12日两次发布的提示公告中都强调，公司意大利子公司EEI仅为核聚变装置提供部件，非全套装置，且该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小，对公司短期业绩影响有限。

国机重装和中国一重作为重型装备领域的“国家队”，亦发布了相关公告。国机重装在1月9日的公告中表示，截至目前，公司“可控核聚变”相关产品形成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比重极低；中国一重在1月15日的公告中称，截至目前，公司仅承接极少量相关配件项目，且相关产品尚未形成收入，并提示公司存在经营亏损风险。

利柏特（605167.SH）则在2025年12月24日的公告中澄清，公司主营业务为工业模块设计和制造及工程服务，不涉及可控核聚变业务，公司核电领域业务主要为模块建造安装工程，合同额占比仅为6.48%。

上述信息意味着，这种“相关收入占比极低”的现状在产业链中并非个案，当前市场对核聚变概念的追逐，本质上是基于工程建设需求的预期推演，而非基于已兑现的业绩。浙商证券研报测算，在核聚变工程验证堆阶段，磁体系统价值量占比最高，达到28%；其次是真空室内部件，占比17%；电源系统和真空室各占8%。

在磁体与超导材料领域，西部超导（688122.SH）是核心供应商之一，该公司2024年财报及相关公告显示，其已完成国内核聚变CRAFT项目用超导线材的交付，并开始为BEST聚变项目批量供货；安泰科技（000969.SZ）在钨铜偏滤器领域具有技术优势，安泰科技控股子公司安泰中科是可控核聚变装置的供应商。

根据浙商证券的测算，预计到2035年，全球核聚变设备市场年均规模将达到2660亿元。这一市场规模预测，对于动辄百倍市盈率的概念个股而言，未来的市场空间在短期内或难以消化当前的估值水平。毕竟，可控核聚变还处于从“科学实验”向“工程验证”跨越的早期阶段，一级市场的资金涌入解决了“从0到1”的启动资金问题，加速了装置建设，但无法缩短材料验证的时间周期。

事实上，由于实验装置建设具有非连续性，且目前主要是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和少量商业示范堆在拉动需求，相关概念股公司的业绩很难呈现爆发式增长。

比如，谈及Z箍缩聚变裂变混合堆商业化的时间表，彭先觉说：“计划在2032年左右，我们希望把一个实验供热堆建起来，这个堆就是我们在实验做完了以后来提供商业应用。”同时，按照这一技术路线的长期规划，预计将在2035年开始建设1000兆瓦级电功率Z箍缩聚变裂变混合堆。

站在更宏观的技术路径来看，王超亦认为：“2030年前后有望实现可控核聚变实验堆，2040年前后有望实现可控核聚变示范堆，2050年前后有望实现可控核聚变商业堆。”

在资金涌入核聚变概念的同时，部分概念股上市公司的股东则选择了减持。

弘讯科技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宁波帮帮忙贸易有限公司就于2025年12月31日披露了减持计划；在此前一轮行情中，永鼎股份控股股东永鼎集团在2025年10月至12月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