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利益实质”的数字重构——从“剩余价值独占”到“γ系数争夺”

（原标题：资本“利益实质”的数字重构——从“剩余价值独占”到“γ系数争夺”）

引言：价值源泉的变迁与分配格局的重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指出，资本家的思考“完全是由他的利益和他的利己的动机决定的”。对剩余价值（M）最大化的无止境追求，是资本运动的终极目标。在工业时代，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主要围绕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展开，其核心矛盾是资本（K）与活劳动（L）在可变资本（V）与剩余价值（M）之间的对立。然而，在数字时代，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数据（D）——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参与到价值创造与分配过程中，彻底重构了资本利益的实质。利益争夺的焦点，从传统的“剩余价值独占”，转向了对数据贡献系数γ 的控制权博弈。本文将从理论演进、现实表现、深层矛盾与中国实践四个层面，深入剖析这场关乎数字文明财富分配格局的深刻变革。

一、理论基石：马克思论资本的利益实质与分配关系

马克思对资本利益实质的分析，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生产到分配的完整体系。

• 《资本论》第一卷：剩余价值的源泉与生产。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M）的唯一源泉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在商品价值公式 W = C + V + M 中，C代表不变资本（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V代表可变资本（劳动力价值），M即为剩余价值。这一卷的核心是揭示价值的创造过程，明确了活劳动（L）是价值增殖的根本动力，而资本的利益（M）本质上是对活劳动的无偿占有。
• 《资本论》第三卷：各种资本形式对利益的瓜分。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剩余价值（M）如何转化为利润（P），并在不同资本形式之间进行分配。产业资本获得产业利润，商业资本获得商业利润，生息资本获得利息，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此时，商品价值的公式在实践中表现为 W = K + P（成本价格+利润）。这一分析的核心在于揭示了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即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来参与总价值的分配。

数字经济的革命性在于，它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D），并使其在价值创造和分配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从而要求我们对经典公式进行拓展。

二、数字跃迁：剩余价值公式的演进与γ系数的崛起

在数字经济中，价值创造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资本（K）和劳动（L）。数据作为一种非竞争性、可复制、可聚合的新生产要素，通过算法的加工和算力的处理，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成为价值创造的第三个核心源泉。因此，剩余价值（或更广义的价值增值）公式演进为：

M = α·K + β·L + γ·D

• α·K：代表传统物质资本（厂房、机器、货币等）对价值创造的贡献。
• β·L：代表活劳动（体力与脑力劳动）对价值创造的贡献。
• γ·D：代表数据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γ为数据贡献系数。

这一公式的演进，并非简单的数学叠加，而是反映了数字经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

1. 价值源泉的多元化：承认数据是独立于K和L的价值创造源泉。例如，电商平台通过分析用户浏览和购买数据（D），进行精准推荐和动态定价，极大地提升了成交率和客单价，这部分增值显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平台的服务器（K）或程序员的劳动（L），数据（D）本身产生了巨大的边际效益。
2. 分配矛盾的复杂化：公式引入后，利益分配的矛盾从传统的“劳资二元对立”（即V与M的划分），转变为“资本-劳动-数据”的三角博弈。争夺的焦点集中在γ系数的大小及其对应价值（γ·D）的归属上。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参与γ·D分配的话语权。

三、现实博弈：平台私有制下的γ系数垄断与利益失衡

在当前的数字资本主义模式下，平台资本凭借其技术优势和市场权力，试图全面垄断γ系数，导致利益分配严重失衡。

1. 平台私有制与数据圈地运动：平台通过用户协议（如默认勾选）等法律外衣，将用户日常产生的海量行为数据（社交、消费、出行等）视为己有，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数据圈地运动”。用户作为数据的原始生产者，其“数字分身”创造的价值被平台无偿或低价占有。文档中指出，深圳数据交易所推行的“三权分置”模型，其背景正是为了破解这种平台私有制垄断，尝试保障数据提供者70%的收益权，这从反面印证了平台试图独占γ·D部分收益的强烈冲动。
2. 算法黑箱与价值转移的隐匿化：平台利用复杂的算法模型（算法黑箱）来处理数据，其过程不透明。这使得γ系数的具体数值和γ·D的规模难以被准确计量和验证。平台可以宣称其巨额利润主要来自算法效率（可归结为高级劳动β·L）或资本投入（α·K），而刻意低估数据（γ·D）的贡献。例如，网约车平台通过算法动态调价，其高峰溢价收入中，多大程度是算法优化的功劳（β·L），多大程度是聚合供需数据后产生的垄断租金（γ·D）？这种模糊性为平台最大化自身利益份额提供了便利。
3. 劳资身份模糊化与价值创造主体的困境：数字经济的另一特征是用户/劳动者身份的模糊化。网约车司机既是劳动者（提供驾驶服务，贡献β·L），又是数据生产者（其行驶轨迹、接单数据被平台捕获，贡献γ·D）。然而，在现有的分配体系下，他们通常只能获得相当于驾驶服务的劳动报酬（β·L），而其产生的数据价值（γ·D）则被平台独占。文档中提及，平台经济的剩余价值率远高于传统行业（如美团骑手达380%），这高出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数据价值（γ·D）的掠夺性开采。

四、深层矛盾：γ系数争夺背后的文明冲突

对γ系数的争夺，表面上是经济利益的博弈，深层则触及数字文明发展路径的根本矛盾。

1. 生产的社会化与数据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数字时代的鲜明体现。数据在本质上是社会化的产物，是亿万用户共同行为的结果，其价值在于大规模聚合与共享。然而，平台私有制却将这种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数据产品据为己有，阻碍了数据要素潜能的充分释放，并导致财富向少数科技寡头高度集中（IMF 2023年数据显示全球1%主体控制85%数字资产）。这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也抑制了更广泛的社会创新。
2. 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背离的加剧：传统的劳资分配中，工人虽被剥削，但仍能获得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V。而在数字时代，作为数据生产者的用户，其“数字劳动”往往被视为零成本副产品，无法参与γ·D的分配。这导致价值创造（用户生产数据）与价值分配（平台独占利润）之间的背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青年群体虽然深度参与数字生活，创造大量数据价值，却面临结构性失业和低质量就业，正是这一矛盾的现实折射。
3. 全球数字价值链中的“γ殖民主义”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先发优势和平台垄断地位，大量获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资源。文档警示了“智能殖民”风险，即发展中国家提供原始数据（“数字原料”），发达国家利用算法进行加工并独占绝大部分价值（γ·D），形成新的中心-依附关系。全球92%的AI专利集中于美中日，正是这种不对称格局的体现。

五、中国实践的探索：重构分配关系，破解γ系数垄断

面对γ系数争夺带来的挑战，中国的治理实践进行了一系列旨在重构数据要素分配关系、促进利益共享的探索。

1. 数据产权制度创新：破解私有制垄断的钥匙。核心举措是推行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如深圳探索的“三权分置”：数据资源持有权（归数据提供者，占70%收益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归数据处理平台，占20%）、数据产品经营权（收益中政府税收占10%用于公共数据基金）。这一制度设计，在法律层面确认了数据来源者（用户/企业）对原始数据的持有权及其收益权，为γ·D的合理分配提供了产权基础。北京试点的“数据资产入表”，使企业数据资源可计入资产负债表，2024年首批12家企业资产增值超180亿元，这实质上是将数据要素的贡献（γ·D）在财务上显性化、价值化。
2. 技术赋能透明分配：保障γ系数可追溯、可计量。利用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构建可信的数据价值溯源和自动分配机制。例如，雄安新区的“数据贡献分成系统”，可以记录数据从提供、清洗、加工到应用的全流程，并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收益分配规则。顺丰快递员因贡献物流数据获得收益分成（2023年人均增收￥12,000），阿里医院链通过区块链实现医疗数据本地加密训练模型，患者凭数据贡献值获得诊疗费用抵扣。这些实践试图将γ系数的争夺从“黑箱博弈”转向“阳光下的规则”，让数据贡献者能够分享到价值增值。
3. 宏观治理引导利益流向：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政府通过税收、产业政策等工具，将部分数据要素收益（γ·D）引导至公共服务和薄弱环节。例如，深圳“三权分置”中政府收取的10%数据税收，注入公共数据开发基金，用于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降低中小企业算力成本40%，形成“取之于数据，用之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体现了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意志。

结语

数字时代资本利益实质的重构，是一场围绕数据要素定价权与分配权的深刻革命。γ系数的争夺，已成为理解当代数字经济矛盾的核心枢纽。它既暴露了平台私有制下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痼疾，也预示着基于数据社会化共享的更为普惠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模式的潜在可能。中国的实践表明，要驾驭这场革命，不能任由市场力量主导γ系数的垄断，而必须通过产权制度创新（明确数据权利关系）、技术透明治理（优化数据价值运动过程）和宏观利益调节（平衡数据收益分配）的协同发力，构建一个数据要素由社会共同创造、价值由社会更公平分享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不仅是经济效率的要求，更是迈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数字文明的必由之路。最终，对资本利益实质的驾驭，将决定技术革命的成果是滋养少数寡头的“数字封建庄园”，还是灌溉亿万民众的“普惠共享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