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波三万顷，追寻大理的隐秘踪迹

（原标题：洱波三万顷，追寻大理的隐秘踪迹）

文博时空 作者 汪天天 随着这趟时光列车穿越一个又一个雪山下的隧道，随着来来往往的乘客逐渐都身着各式民族服装，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古城——大理，慢慢向我们而来。

坐落于西南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交界处，苍山横亘于此，冰川融水年复一年从点苍十八溪向山脚流淌，汇成洱海的波光粼粼。

洱海以及在其东南的云南滇池、抚仙湖，均为新生代以来印度板块向东北漂移，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俯冲碰撞而成。远古时期的地质运动和雨雪河流的持续冲刷，造就了一个兼得“乐土以居”与“山川以游”的世外桃源。

新石器时期，白族、彝族等聚落便在这高原之上、苍山之麓、洱海之滨。他们在洱海之滨开始从事简单的渔猎、纺织，甚至原始的耕种活动。

抵达大理，与我们擦身而过的是一位白族女子，只见她身着白色右衽上衣，长及胯，外罩红色坎肩，腰系绣花方围腰，飘带垂于臀后，下着白色宽腿裤，头戴彩色帽饰，大理的苍山洱海、白雪碧波、彩云泛空、茶花遍地皆可为其中装饰：垂下的穗子是下关的风；艳丽的花饰是上关的花，帽顶的洁白是苍山雪，弯弯的造型是洱海月。少女独辫盘于头顶。

沿途可见不少白族建筑，主要为小巧的合院住宅，可谓是“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坊为三开间两层房屋的结构，院落一般由正房、厢房、耳房、门楼、照壁、天井构成。照壁是门外正对大门的墙壁，一般作为屏障，照壁通常以泥塑、彩绘、浮雕为装饰，渐渐从侧重实用功能转向侧重文化象征。在“三坊一照壁”的基础上，用四坊围合，加上四角的耳房，共同构成一大四小五个天井。

跨越千年的通商驿站

拐进一处小巷，时空仿佛跨越到公元前221年，这时秦王朝已经开通西南夷，在大理地区设置郡守官吏以管辖。然而西汉初期因放松该地的治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渐少。随后司马相如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才改变了这一局面，也使大理地区和中原王朝的故事拉开序幕。

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一说为四川蓬安县）人，少名犬子，因仰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为相如。曾以辞赋闻名于汉景帝朝，汉武帝时期因才华出众拜中郎将。出生于西南蜀地，司马相如对这一地区非常熟悉，他两次奉命出使西南，立足于当地风俗民情向百姓宣示朝廷之旨，对当地居民能归顺汉王朝起了决定作用：“司马相如入西南夷，世人盛览从学，归以授其乡，文教始开。”有较确凿的史料说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西至沫水、若水，通灵山道。”司马相如所历，最远处当为今之盐源。

大理真正开始步入世界舞台也离不开另一位西汉时期的使者。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是张骞自陇西（今甘肃省）出发后的第十年，饱经沧桑的他终得以回国，原本浩浩荡荡的百余人使团，最终只有张骞及其匈奴向导堂邑父生还。即便未能成功联合大月氏打击匈奴，但此时的张骞已对西域的地理、风俗均了解颇丰。

张骞的坚毅中写满了“汉节”，沉浸于自己的使命中，殊不知自己开辟了一条跨越中西、链接古今的丝绸之路。而在这条西北方的丝绸之路之南，张骞也为沟通滇藏、谋通身毒（yuán dú，今印度）打下基础。

早在第一次试图逃脱匈奴人控制的途中，张骞曾在西域的大夏国见到了来自西南蜀地的“邛竹杖”、“蜀布”等，一问竟是来自身毒之物。难道身毒和蜀地早已有了来往？若是如此，中原和西南诸邦之沟通只需借道于此，这一发现让张骞惊喜不已。

于是在张骞返回中原后，便奉命自蜀取道至夜郎，以通身毒，但无奈被“昆明夷”所阻。历经十余年，汉武帝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直到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以武力设置益州郡，司马迁笔下的所谓“昆明夷”归属益州郡管辖，同时在大理地区置叶榆县。

但中原王朝实现最初的目的——沟通身毒，直到东汉才得以实现。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人（哀牢国为傣族史籍中记载的“达光王国”，是傣族先民在怒江-澜沧江流域建立的部落联盟国家）归降，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经印度入大夏。汉明帝在哀牢夷内附之地的基础上设置永昌郡，辖叶榆、不韦、比苏、云南、 嶲唐、哀牢、博南、邪龙八县，终通身毒与掸国（今缅甸），这条南方丝绸之路终于开始完整地担负起跨越200公里的交通之任。

慢慢地，沿线也出现了一群赶马人组织起来管理一群骡马，以运输货物。这些行走于险峻古道中的马大多是大理马。大理马属于滇马的一种，这种马以肌腱发达、性格机敏、善于爬山越岭，长途持久劳役、耐粗饲等特点见长。

以一个外来者的姿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凡陌生人，皆可为“夷”。然而这种高高在上的以华夏中心向四周的观察法，对于当地日升日落、山野杜鹃下的百姓而言，实在有失公允。华夏边缘，包含着无数双可以向外看的明亮眼睛。好比20世纪50年代之前，汉人所认为的羌族人大多没听过“羌族”这一称呼，他们自称“尔玛”，“尔玛”们认为上有村寨者为蛮子，而自身处于汉人与蛮人之间。

正当我们看向一个陌生的他者，他者也对远方的故事给予眼见之外的想象与解读。这是一个春日，一只鸬鹚鸟静静地立于湖畔，圆目直视前方，嘴尖且长，衔有一尾小鱼。它头顶后部留有扇状短冠羽，脖颈粗壮且长，翅膀紧贴腹部，暗刻成羽翅状，尾翼纤细且短，向上翘起。只见这只鸬鹚鸟扑腾了两下翅膀向前飞去，带我们飞抵向这座城市更年轻的岁月。

唐以前，大理地区几乎均隶属于或大一统或地方割据的汉人政权。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分建宁郡、越巂郡、永昌郡三郡，置云南郡，皆属宁州，叶榆县属云南郡。西晋永嘉五年（311年），析云南郡置东河阳郡，叶榆县改属东河阳郡。南朝时期，中原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局面，云南相继为宋、南齐、梁、北魏、西魏、北周统治。隋朝时隶南宁州总管府。

隐于高原的妙香佛国

隋唐之际，洱海周边至哀牢山、无量山北部地区有6个较大的部落，称为六诏。分别为蒙巂诏（以今漾濞为中心）、越析诏（以今宾川为中心）、浪穹诏（以今洱源为中心）、邆赕诏（以今洱源邓川为中心）、施浪诏（以今洱源青索为中心）及蒙舍诏（以今巍山为中心）。

其中，蒙舍诏因地处南方，称为南诏，亦为各部落中最强，家族姓蒙氏。“六诏”之外，还有石桥（在今下关一带）、石和（在今大理凤仪一带）、白崖（在今弥渡红崖一带）、剑川（在今剑川一带）诸诏，但其势力远不如六诏。

各诏凭自身不同的地理自然优势发展了包括耕种、渔猎、游牧等不同形态的农业经济。在酋长世袭管领下，各诏也建立了严密的军事和政治机构，拥兵数万，势力较为相当。

同时期，唐王朝与西南地区吐蕃关系紧张，而六诏夹于唐和吐蕃之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是否能在这场与吐蕃的较量中占据上风。相较于其他五诏对于吐蕃明显的示好，蒙舍诏在较为中庸的态度给予唐王朝极大鼓舞，因此蒙舍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唐王朝信赖、支持的对象。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蒙舍诏兼并其他五诏，迁徙至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县南太和村），是为南诏国的开端。同年，南诏主皮逻阁（公元697年～748年）被册封为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六诏终被南诏取代。南诏还在太和城的北部扩建了新都城阳苴(jū)咩城，南诏国疆域甚至一度扩大至北至大渡河、南至今泰国境内。

但瞬息万变的关系并没能使南诏一劳永逸地与大唐、吐蕃维持长久的和平局面。“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经历了几次战争后，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唐王朝派遣节度使前往南诏议和，并在苍山会盟复得和平。

在战争冲突与日常往来之间，不少移民和俘虏进入大理。考虑到稳固民心之需，南诏的统治者们通过兴佛寺、凿石窟等大型项目，官方支持佛教信仰的民间传播。

因临近吐蕃、天竺，在大理盛行的更多是佛教密宗，密宗的观音信仰在5、6世纪的印度就已流行。在民间，唐朝永徽年间（公元650年至655年），当地庙会逐渐演变而成了“三月街”，当地人也称其为“观音街”或“观音会”。自此，每年农历三月，人们搭棚礼拜诵经名曰“祭观音”，同时也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贾、游客“贸易各省之货”，远至东南亚。

第十代王劝丰祐（803年～859年）在天启十一年（公元850年）开始，在剑川开凿了一处佛教石窟，其中沙登箐第二窟雕刻一尊阿嵯耶观音，“阿嵯耶”一名出自《南诏图传》，也被称为“真身观音”，阿嵯耶观音为男身女像。同时，阿嵯耶观音也在当地被认为是建国观音，南诏统治者还会模仿印度国王通过灌顶仪式成为观音或轮转王。

大理的阿嵯耶观音即圣观音，一些以“圣”命名的寺庙表明其中均供奉了观音菩萨。其中，崇圣寺的建造始于在南诏丰佑年间（824-859年），在大理国时期再度得以扩建。这些寺庙也都由南诏王室建设并维护，后来大理地区的不少统治者都在崇圣寺出家。

在崇圣寺的塔顶，有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鹏金翅鸟，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在佛教中，大鹏金翅鸟也称为迦楼罗，是护持佛的天龙八部之一。本地人表示，因为邪龙作怪，大理容易发生水灾，而迦楼罗以龙为食，可以威震邪龙，消除水患。

几代辉煌之后，南诏高层统治开始出现变动，唐天复二年（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夺权，建立“大长和国”，继而又起“大天兴国”“大义宁国”。

发生于南诏的故事一直到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在羊苴咩城定都建国，国号大理，段氏一族以汉人后裔自居，致力于推行汉文化，也注重与汉人通商。

在大理的晋宁石寨山、剑川金华山、石钟山、喜洲等地，我们还看到不少以同样造型雕刻于山崖之上的毗沙门天王像。这些毗沙门天王像大都戴头盔、着铠甲、圆脸、怒目。从形态、汉文题记等而言，这一毗沙门天王的形象与川渝的造像一脉相承。

自南诏建立以降，直至大理国之时，大理地区和中原王朝的纷争时断时续，川渝作为中原王朝沟通大理的第一道关卡，是交流沟通和纷争对抗的前线。川渝地区的毗沙门天王像主要分布于交通要道周边，侧重护城护军的作用。烽火和信仰都是制胜的法宝，硝烟逐渐消散于时间中，信仰却在更广大的土地上铺陈开来，在日常的祈愿中渐渐磨去最初的刀锋。

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写道：“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斋戒过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

大理国历经了316年后，在元宪宗三年（1253年），为忽必烈亲征所灭。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为便于统治，在押赤城（又名中庆路，今昆明市）设置了云南行省，同时设立大理路及太和县，隶属于云南行省。从此云南的中心城市便由大理转移到了昆明，这个隐于群山之间的古都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此趟时空之旅已接近尾声，我们准备离开之际，却发现当地百姓已经开始“绕三灵”的活动。是日恰逢农历四月二十三日，洱海周边白族村寨的男女老少们从大理古城城隍庙出发了。我们也加入这个声势浩大的队伍，向插花戴朵、浓妆艳抹的同行者们询问三灵为何。一位热情的小伙向我们解释道，三灵分别为“佛都”崇圣寺、“神都”庆洞本主庙、“仙都”洱河祠。他背着一些祭祀用具、行李以及食品、炊具等，为接下来串游三座寺庙最终抵达洱海边的马久邑村做准备。

绕三灵以村为队，我们队伍的前方有两位老人，一男一女，称为“花柳老人”。两人一边跳舞一边对唱“花柳曲”——一种本地人的民间说唱，幽默诙谐，不时引来大家的欢声笑语。队伍中还有吹笛、唱调子、打霸王鞭、敲八角鼓、舞双飞燕。随行的小伙问我们买不买太阳膏，入乡随俗，我们不仅买了太阳膏，还买了象征健康的幼儿小花鞋、小衣服，以及象征五谷丰登的花串、小棱角。我们学着当地人的样子，把太阳膏贴在额头，把花串挂在胸前，在“花柳老人”的带领下，呈“一字长蛇阵”向前行进。

除了佛教信仰，绕三灵的活动还与白族百姓的本主崇拜息息相关。本主即“本境土主”、“本境福主”的简称。当地百姓告诉我们，本主实际是自家或村社的保护神，几乎每个村社都有自己崇拜的主尊及其他神众。本主信仰中，有山神、石神、太阳神、海神、动物神等自然崇拜，也有不少和家族有血缘关系的祖辈亲属，和由众人超越成圣贤、菩萨、仙鬼等崇拜。

尾声

离别之日，回望鸡足山玉龙阁，时间随着眼前的瀑布“绝顶浮岚，中悬九天，绝崖躜雪，下嵌九地”。只见身着麻布衣的老人俯仰于此，独赏着“霁色澄映，花光浮动”。我遥遥以对，难免感慨“觉此身非复人间”。

走出大理古老的时空已有一周，我偶然收到一个古朴的包裹，拿出一本手写体的“滇游日记”，扉页写有“霞客”两字。我拭去书上的灰尘，阅读起来。这才发现，即便早已离开了大理几个世纪，但念念不忘并非只有自己。

参考文献

查尔斯·巴克斯. 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M]. 林超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段玉明.南诏大理文化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葛玉梅.走向人神的本主：大理白族地区的精神信仰[J].民俗研究,2022,(05):111-120.DOI:10.13370/j.cnki.fs.2022.05.007.

金欣. 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的天人合一[EB/OL].（2022-08-14）[2024-09-17].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2080854-1.htm.

雷玉华,仁青卓玛.云南佛教造像的渊源——从佛教摩崖造像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西南篇章[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12):53-63.

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吴明贤.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135-139.

杨斯斐.大理白族观音形象变化背后的信仰变迁研究[J].大理大学学报,2020,5(07):15-20.

朱秀,朱红涛,曾洪流,等.云南洱海现代湖盆源—汇系统划分、特征及差异[J].地球科学,2017,42(11):2010-2024.

图片 | 杜广磊 汪天天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