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讲完的“莫干山会议”（上）

（原标题：还没讲完的“莫干山会议”（上））

周忠朗 | 文

1984年9月3日—10日，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的全国首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莫干山举行。这次后来以“莫干山会议”闻名的学术讨论会，因其在改革开放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至今仍在经济学界有着巨大影响力。

一、

1984年9月12日，《经济日报》以“探讨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题，对莫干山会议作了报道，充分肯定代表们“勇于探索、深入分析、互相切磋，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平等讨论，不讲发明权，互相补充，形成集体成果”。文章还特别强调，参会代表是“坚持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代表资格一律凭其论文水平确定”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成果，受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有些观点和建议还被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吸收。

然而，“莫干山会议”让公众所知的真正原因，是一些当年参加过会议、并已经成名成家的经济学大咖们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论战。价格双轨制，是指1980年代末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采取了“企业生产的计划内产品由国家统一制定价格调拨，超产部分（即计划外产品）按照供需关系由企业自主定价销售”的办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难度最大的价格改革，也就是著名的“价格闯关”。由于社会生产不足、供需矛盾突出，政策实施后，很快就引发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甚至出现了利用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官倒”“倒爷”之类称谓，就是那个特定时期出现的，相信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还是记忆犹新的。因为负面影响过大，不到半年改革措施就停止实施了。复旦大学研究改革史的张军教授后来曾经做过这样的评论：“价格改革的失败，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引发的经济混乱，使得‘价格双轨制’这个名词，在中国国内声名狼藉。这也就可以理解，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澄清谁在当年的‘莫干山会议’上首次提出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而著书立说”。 

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迈入了快车道，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也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热门课题。“价格双轨制”重新被发掘，在这一阶段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具创意的战略。连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都称其为“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国外的经济学家们还通过进一步研究将其上升为理论，“价格双轨制更是成为来自中国的对现代经济学少有的贡献之一”。

伴随好评的出现，国内关于其“发明权”的争论也同步产生了，除了都认可“是在莫干山会议上形成的”这个共同点外，大家各说各有理，有的参会代表甚至背弃了当年会议确定的“不讲发明权，形成集体成果”的原则，开始著书立说，表白自己的“发明权”。诚然，正因为有了这些争论，“莫干山会议”也愈发出名了。当年的会议举办地——莫干山大教堂，作为重要纪念地，已经不仅是众多游客的打卡点，还成了经济学界的朝圣之地。

二、

这么重要的会议，发起人是谁应该是明确且无疑问的。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登的征集论文通知，标题就是“本报等五家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5家单位分别是经济日报社、经济学周报社、世界经济导报社、中国青年杂志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随着会议筹备工作的推进，又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效益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加入，因此会议的正式通知就以这10家单位署名。然而，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所有介绍都说这次会议发起人是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和刘佑成4个人呢？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基本情况：朱嘉明，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师；黄江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钢，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经济学联合会合办的《社会学周报》编辑部负责人；上述3人都在北京工作，平时常有联系，唯一的京外人士刘佑成，是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与张钢系文友关系。                                      

综合4人的相关回忆，莫干山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83年夏天，朱嘉明、黄江南和张钢在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大家议论起农村改革已经5年了，不进行城市改革配套不行。各地有人才，应该交叉，于是提出召开一次会议。这应该是最早的动议了。同年12月，刘佑成到北京出差，在看望张钢时也提出了组织一次会议，探讨“发展商品经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青年学者提供交流思想的平台。张钢告诉刘佑成：“这个想法，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的朱嘉明和中国社科院的黄江南已经同我说过，咱们这是不谋而合。”他们4个人因为一个开会的设想，从此开始汇聚在了一起。因有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身份，刘佑成随即表示会议可以安排在浙江召开。

这个表态非常重要，黄江南认为，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承担办会工作，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地方问题，二是政府研究部门的参与问题，从而有了合法性。1984年1月，经张钢介绍，朱嘉明和黄江南到杭州与刘佑成见面相识；两个月后，朱、黄二人再次赴杭商讨会议事宜，确定了会议名称为“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还初步商定了举办时间和地点，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他们4人也分了工，由朱嘉明和黄江南负责拟订会议框架、研讨课题以及选定参会代表，张钢负责联系媒体及浙江省外的发起单位，刘佑成负责向浙江省委、省政府汇报，联系确定省内发起单位和参会代表。

据刘佑成回忆，他先后向兼任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维成和省委副书记、省长薛驹作了汇报，得到了省长薛驹的肯定和支持，同时还明确要求省经济研究中心和省社科院积极参与发起，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安排会务。8月31日，薛驹还专门听取了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出席，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处处长徐景安和张钢、刘佑成等分别作了汇报。考虑到中央对会议的关注和所讨论问题的敏感性，决定正式会议放在省政府直属的莫干山召开，还研究了会议期间的安全保卫、食品检验等保障措施。这就是代表们回忆说的“通知上说会议举办地为杭州市、报到处是红楼招待所，与实际开会地点莫干山不一致”的原因。从而出现了黄汉江代表那样有趣的回忆：“匆匆赴杭州会议报到处报到，马不停蹄地又被神神秘秘地拉到莫干山会场。” 

浙江省还组建了阵容庞大的会务组，共有24名成员，除省经济研究中心和省社科院外，杭州铁路分局、省府车队、莫干山管理处、公安分局都在名单中，尤其是管理处主要负责人要参加会务组，以我三十年在莫干山的工作经历来看，唯有省委省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才会这样安排。

9月3日，省长薛驹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东以及浙江大学、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体改委、社科联、社科院和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的负责人作为特邀代表都参加了会议。9月11日下午，会议甫一结束，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和省长薛驹就要求刘佑成邀请徐景安、王岐山等代表到常委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了会议成果介绍，同时征求他们对浙江省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三、

这次莫干山会议，除了会议代表和发起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外，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以及中办、中组部、中宣部、中财办、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和国家体改委都派人参加了，王岐山同志当年就是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身份与会的。《红旗》、《瞭望》、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央媒也都有记者参会。省长薛驹在讲话时特别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历史意义，标志着中青年学者在政治上、理论上已经成熟”，嘱咐大家要“畅所欲言，为改革献计献策”。他还引用《兰亭集序》中“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来形容莫干山优美风景，暗喻此次会议也可能像1600多年前王羲之参加过的那场“雅聚”一样载入史册。

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作了题为“时代的召唤，崇高的责任”的报告，认为“这是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空前盛会，开这样一个会，反映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心愿，反映了当前我国蓬勃发展的改革实践需求，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潮流”；中组部青干局的阎淮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王瑞荪致开幕词，他强调：“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而会议的目的是“研究和探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他还特别肯定了筹备组“以文选人”和“五不讲”原则，要求会议“能够真正展现出我们这一代中青年的风貌”。

一次看似普通的学术讨论会，真就开成了“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的重要会议”。当年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南开大学工作不久的参会代表杜厦说，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还不曾有任何一次会议，像莫干山会议那样，永远让1980年代那一大批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想起来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整个中国各行各业都是朝气蓬勃、豪气冲天的。还记得1982年，我也是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离开校园，怀着“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梦想，充满为“四化”作贡献的热情，来到莫干山工作的。

与通常理解不同，这次会议领导小组并非只是一个形式，而是始终牢牢把握着会议的节奏、动态和反响。根据现有资料，我们知道领导小组分别于9月3日和8日晚上开了两次碰头会，第一次主要是传达学习国务院领导讲话精神；第二次是小结和商量后期事项，中央办公厅李应堂的发言值得注意，他说：“听了几个组的讨论，总的感到会议开得很好”，“给中央献计献策的指导思想明确 ”。

9月5日下午，会议刚开了两天，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秘书的李湘鲁和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秘书的孔丹，就从杭州直奔莫干山了解会议情况。

曾担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后来回忆，“到了莫干山那天，我记得在山上基本上是彻夜未眠。我们找了一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谘、张钢、黄江南等人”。国务委员张劲夫看了孔丹带回的材料后，提出开个座谈会，要亲自听取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从8日上午8点一直开到12点，参加的有张钢、徐景安、刘佑成、华生、田源各小组的代表共10人，张劲夫要求7个小组会后都要形成报告上报。

在9月10日下午的闭幕式上，浙江省委原副书记、时任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崔健评价“会议开得好，是成功的，达到了向党献计献策的目的”。全国经团联主席、经济学周报社社长冯兰瑞作会议总结时，表示比较满意的方面有“开出了青年人的精神”和“出了一些可供中央参考的成果”，不足之处是“献计献策没有打招呼”。其实在会议通知书中，就已经清晰地告知要“研究和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推动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献计献策”，“在讨论的基础上，将形成具体建议方案，报送国务院和中央有关部门参考”。冯兰瑞说的“没有打招呼”，可能是指会议过程中没有特别强调，或者部分代表没有真正领会通知书的精神。  

现在社会上的普遍认知是：莫干山会议是由中青年经济学者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研究机构出面主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参与和支持的一次“民办官助”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然而，当我们整理完上面的文字，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次会议并不能用“民间发起”和“民办官助”来简单叙事的。特别要注意的是，开幕式上说的“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是有实际指向的。中宣部派出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等4人到会，当然是代表中央主管部门来指导会议的。作为特邀代表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据说是以个人身份与会，在会议简报和众多回忆文章中，都没有发现他的只言片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来，马宾是有意只带耳朵来听取意见和建议的。换句话说，以他的身份，就算是以个人身份参会，只要一开口，就会成为讨论的焦点，那“献计献策”的目的或许就无法实现了。与马宾情况相似的还有《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会议期间同样没有就议题内容作过任何评论，就连开、闭幕时的主旨讲话都交给了《经济学周报》的两位同行，“刻意淡化官方身份”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另外，通过中组部青干局阎淮的回忆文章可知，他来参会是经过常务副部长李锐批准的。当然还有更多人都特别提到，王岐山同志对会议顺利召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全国首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是一次受到中央领导关注，中宣部指导，中办、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农研室、中财办、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支持，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等10家新闻和研究机构主办，浙江省政府承办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

正如会议设定的“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目标一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关注、支持和努力，从一开始就为会议载入改革开放史创造了前提条件。当然，我作这样的解读，并非要否认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和刘佑成这4位策划人的历史性贡献，正是因为他们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和专业素养，以及对会议宗旨、形式、议题和组织架构的创新性设计，才有了我们今天仍然说不尽道不完的“莫干山会议”，他们的名字已经载入中国改革史、经济学史。能够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名字，不仅仅是他们4人的荣耀，也是那些发起、组织单位和参会人员，还有新闻报道、会务保障等为会议成功举办付出心血和汗水的所有人的荣耀。就像杜厦说的那样：“有幸成为这样一次会议的参加者和见证者，不能不说是我一生的荣幸。”

（作者长期在浙江省莫干山管理局工作，曾任副局长、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