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银行资产逼近万亿：4.64%的个贷不良率隐藏哪些挑战？

《投资者网》吴微

随着2025年年度报告的披露，天津银行（1578.HK）向市场交出了一份规模与隐忧并存的答卷。年报显示，截止2025年末天津银行资产总额达到9824.03亿元，同比增长6.1%，距离“万亿资产俱乐部”仅一步之遥。

然而，在规模扩张的表象之下，该行的资产质量与现金流状况却引发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天津银行的个人贷款不良率飙升至4.64%，创下近年新高；另一方面，公司虽然大力压降零售业务，其对公贷款却猛增17.2%至3916.0亿元，但这部分新增资产高度集中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底层资产或多为地方城投债务。此外，2025年天津银行经营活动现金流呈现接近500亿元的巨额净流出状态。

在银行业同质化竞争加剧、息差持续收窄的当下，天津银行如何跨越历史包袱与现实流动性压力的双重挑战，或将成为其管理层亟待解决的命題。

转型的“反噬”：深度绑定互联网巨头留下的隐患

据天津银行年报显示，公司2025年面临的最直观压力，或来自于其零售端资产质量的显著恶化。截至2025年末，该行个人贷款不良率从上年末的2.84%大幅跃升至2025年末的4.64%，同比上升了1.8个百分点。个人不良贷款余额达37.1亿元，这意味着全行44.82%的坏账集中在个人贷款领域。

这一风险的集中暴露，根源或在于天津银行早年激进的“大零售战略”与助贷模式。回溯至2017年至2019年的互联网金融狂飙期，为在资产负债表上实现跨越式扩张，天津银行选择深度绑定美团（3690.HK）、蚂蚁集团等流量巨头。

翻阅天津银行披露的《互联网个人合作贷款业务合作机构名单》，美团金服旗下的重庆两心金诚、蚂蚁智信等行业巨头赫然在列。这种以“流量注入”换取“规模红利”的打法，虽在短期内支撑了天津银行资产的扩张，却也令公司信贷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平台的风控成色。

在这种助贷与联合贷模式中，互联网平台负责获客与流量初筛，天津银行这类资金方的权限相对有限。因此，这种模式下，大量银行资金流向了外卖骑手、年轻网民等或缺乏传统银行征信资质的“长尾人群”。

在宏观经济上行期，这种下沉式扩张能够获取高额利差；但在2025年宏观消费环境处于“波浪式修复”的背景下，部分新市民、灵活就业者的收入稳定性受挫，导致了这些经过了1-2年“免伤期”的高息资产开始集中进入了风险暴露期。

伴随着逾期率的上升，合规与声誉风险也随之而来。在公开投诉平台上，大量借款人反映遭到第三方机构的“软暴力催收”及附加违规担保费等问题，而这些贷款的发放人正是天津银行。

此外，个贷不良率的飙升也叠加了天津银行主动收缩规模带来的“分母效应”。面对风险，天津银行近年来适度控制互联网合作贷款规模，2025年末其个人贷款余额同比下滑17.8%至800.1亿元。作为“分母”的贷款基数快速缩小，也进一步被动推高了账面上的不良贷款率。

纠错转型：追索绩效与“排雷”攻坚

面对个贷业务的严峻形势，天津银行的管理层在近两年经历了一些调整。执行董事董晓东于2026年初兼任天津银行的首席合规官，从而进一步强化高层对公司合规内控的垂直管理。这种“换血”不仅是职位的调整，更反映了该行战略重心的彻底移位。新任高管团队大多具备丰富的专业银行背景，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前几年的激进扩张实施“纠偏”。

为了向市场展示问责与整改的决心，天津银行在2025年实质性地推动了薪酬追索扣回制度。对于在互联网信贷扩张期未能有效识别风险、导致后期出现大额坏账的相关责任人，天津银行或进行了绩效奖金的追溯。这一举措在业内传递了明确信号，银行业务的扩张必须以风险为底线，而非单纯的规模导向。

在具体经营策略上，新高管层果断选择了“防守”姿态。通过重组零售风控体系、收紧外部平台准入标准，天津银行正在将业务重心从风险波动的零售端，重新拉回到传统的对公业务上。

这种转型并非易事，尤其是在银行业同质化竞争白热化的今天。新高管团队试图通过加大不良资产核销、引入更加严苛的内部审计标准来“排雷”，力求在资产规模跨入万亿大关之前，先通过“去腐生肌”来修复脆弱的资产资产表。

新任管理层上任后的首要任务被定调为“排雷”与“资产修复”。这种转型策略带有明显的“防御性”。一方面，天津银行新的高管层通过加大核销力度及不良资产证券化（ABS）等手段平滑不良率；另一方面，为规避个贷风险进一步失控，天津银行在信贷资源开始全面向对公业务回缩。目前天津银行管理层正试图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利用极其有限的核心资本，通过对公业务的持续“造血”，来填补个贷业务留下的资产风险。

对公狂飙与现金流失血：万亿规模前的估值与资本大考

在“零售收缩、对公补位”的战略下，天津银行2025年的对公业务呈现出“高歌猛进”的态势。全年公司贷款达到3916.0亿元，同比大幅增加17.2%，成为支撑其资产规模扩张的绝对主力。

然而，深入剖析其对公贷款的行业分布，一个数据极为扎眼。据天津银行披露，公司对公贷款中高达1603亿元的资金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比增长31%，占全行公司贷款比重高达40.8%。根据市场惯例与猜测，天津银行这超1600亿元的信贷投放，其底层资产或多是天津及环京地区的地方城投公司与地方国企贷款。

对公贷款大幅上涨，虽然在短期内稳住了天津银行的账面不良率，且受益于地方政府化债红利，公司该对公业务风险目前较低。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也是另一种极限的“集中度风险”。城投平台承接的多为公益或准公益性基建项目，自身经营性现金流较弱，高度依赖外部融资。因此，一旦地方财政吃紧或化债政策退坡，天津银行这部分巨额资产或将面临收回的压力。

这种“短贷长投”的错配模式，也直接导致了天津银行经营性现金流的剧烈恶化。2025年，天津银行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484.96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了374.73亿元。其核心原因或在于，天津银行将大量现金流出投放到了长久期的城投项目中，而在负债端，为了保卫利润空间稳定净息差，天津银行主动压降了高息协议存款。最终使得公司的存款流入的速度远远无法覆盖天津银行对公放款的速度。

为了填补近500亿元的经营现金流失血，天津银行不得不高度依赖发行金融债、同业存单等筹资活动来补充现金流。2025年天津银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高达363.71亿元。这种重度依赖“批发性融资”的模式，在市场资金面一旦收紧时，或将显著推高天津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面对公司潜在的风险，资本市场对天津银行的审视也极其敏锐。这或也是为何在天津银行资产规模逼近万亿、净利润微增的情况下，其股价却长期在2.5港元/股附近震荡，其市净率（P/B）更是长期徘徊在0.2至0.3倍左右的极低水平。

最近几年，天津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呈现下降的趋势，截止2025年末已跌至9.08%，缓冲空间正在收窄。其对公贷款的“重资本”扩张模式或正在侵蚀天津银行的核心资本，而高额的个贷不良拨备又挤压了公司内源性利润留存的空间。在大型银行不断下沉、同质化竞争加剧的行业周期底部，天津银行的优质中小客户或面临流失压力，非息收入也已显得后继乏力。

对于天津银行而言，单纯的规模扩张已非良药。如何在2026年扭转经营现金流为负的局面、稳妥消化37亿元的个人坏账，并有效管理好超1600亿元的城投资产，或将是决定其能否重塑市场预期、摆脱估值折价泥潭的真正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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