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上）| 穷人活路与老钱生意

（原标题：下南洋（上）| 穷人活路与老钱生意）

徐景泉｜文、图

一、潮汕穷人为何相信生活在远方？

同样苦不堪言，为何潮汕人相信南洋有机会？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侨批的情感故事线又层层揭开了另一条主线，主人公郑木生持续10多年的“南洋奋斗史”。

他不是带着资本、计划和体面身份去南洋的。而是为躲避兵役仓皇出逃到异乡。做最底层的体力活，修铁路，割橡胶，采锡矿，踏三轮车。住在狭小的杂物间里，他把身体、欲望和生活空间都压到最小，只为了省下一点钱寄回家。

但省钱从来不是最终目标。艰苦谋生没有让木生人格怯懦，他依旧不屈不挠，在南洋和暹罗两次打架都是为了生存空间。他挖空心思努力挣到每一个铜板。出狱后，攒积蓄，买船、跑贸易，他对“南洋社会”的积极乐观是认定：劳动可以“孵化”出商业机会。

命运多舛和态度乐观的反差，多少反映了许多下南洋者最初的处境和心态。

如果把郑木生放回整个“下南洋”的历史里，他不属于最早那些往来海上的商人，也不同于19世纪苦力贸易中被贩卖的“猪仔”。他是20世纪前半叶那批生计型移民：不是完全失去自由的契约华工，也不是带着本钱出海的商人。

为何潮汕人更勇于“下南洋”？

在纽约坐网约车，和华人司机聊起了家乡，这个潮汕人当年在家乡媒体短暂做过，十多年前来美。谈到潮汕人为何从古至今勇于“下南洋”，他总结的原因是所谓“八山一水一分田”，土地面积能用来耕地的只有十分之一面积，土地无法承载人口。

哈佛历史学家孔飞力（ Philip A. Kuhn）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华人海外移民不是孤立事件，而应放在中国更大的内部迁徙和人口压力背景中理解。他提到，中国人口从1741年的约1.424亿增长到1840年的约4.128亿，人均土地面积大幅下降。

英年早逝的美国历史学家穆欣（Adam McKeown，1965—2017）用全球史的视角进一步说明，华人迁徙不是中国人单方面离乡，而是19世纪全球资本、航运、殖民产业和劳动力市场共同塑造的结果。中国沿海被挤出来的人口，正好遇上东南亚矿山、港口、种植园和商业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半叶，英属马来亚的经济被锡矿和橡胶两个产业强力拉动。锡矿需要矿工，也需要工头、账房、米粮供应、运输、汇兑和商号；橡胶园需要劳工，也需要收购、加工、仓储、船运和出口网络——增加的是一整串岗位需求。

橡胶并不只属于大公司。到1930年，马来亚100英亩以下的小农橡胶园已经贡献至少47%的总产量，占总种植面积39%。这意味着，南洋的机会并不只是“去给殖民公司打工”，还包括小业主、小农户、收购商、运输者和贸易中介的位置。

华人离开的是固化的乡土熟人社会，华人走进的是高度流动的移民社会、港口社会和殖民社会。所以，下南洋之所以被理解成“投奔机会”，不是因为那里没有压迫，而是因为那里有缝隙。

对下南洋的华人来说，辛苦从来不是问题，而是能否转化为出头之日。郑木生开始拉人力车是一天一天出卖身体；买船跑贸易，则变成一次一次组织货物流动。职业变化背后，是他从劳动力市场进入了商业流通体系。

汕头老市区，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地名叫作“德记前”，因为当时德记洋行总部在这里而得名。现存的历史档案证实，德记洋行是汕头地区有记载的最早公开招工机构。德记洋行的创办人俾烈理身份复杂，他既是商人，又曾兼任美国领事，汕头德记洋行不仅是一家经营传统进出口贸易的洋行，在特定历史时期，它更是深度参与、组织并垄断潮汕地区“猪仔”苦力贸易的罪恶温床。

在1845年至1875年的三十年间，以德记洋行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机构，从厦门、汕头、澳门等地卷走了数以十万计

数以十万计的契约华工。但即便如此，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卖猪仔”并不是下南洋的主体形态。

海内外学术界对近代海外华工流动的统计显示，完全被“拐骗、绑架、强迫”的硬性“猪仔”（无偿契约劳工）在整个南洋移民潮中所占的比例，远比大众想象的要低，大约在 10% 到 20% 之间。

为什么这个比例没有想象中高？

首先从规模上看，猪仔贸易解释不了整个下南洋。1847年至1874年，赴古巴、秘鲁的契约华工超过26万人，这是近代华人苦力贸易中最惨烈的部分之一。但仅潮汕一地，据《汕头海关志》统计，1864年至1911年就约有294万人出洋谋生。到1840年至1940年间，前往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方向的中国移民，更达到约1890万的量级。

这样的规模，不可能只靠拐卖完成。它背后是一整套更复杂的迁移机制。这里需要区分“广义的契约”与“狭义的贩卖”：

“卖猪仔”通常指被诱骗、拐卖、胁迫、债务捆绑之后，被送往海外从事苦役的人。它更接近人口贩运。典型场景是澳门、香港、厦门、汕头等口岸的招工馆、猪仔馆。契约劳工范围更大。它可以包括被诱骗、胁迫者，也包括在债务、贫困压力下签约，也包括亲族网络和南洋产业扩张之间，选择出洋机会的人。

广义的“赊借船资者”（Credit-Ticket System）：包括许多前往东南亚（南洋）的生计型移民，绝大多数属于这种“信用票据”模式。因为家里太穷，付不起从闽粤到南洋的船票和规费，由南洋的雇主或中介（“客头”/“水客”）先行垫付。移民到达南洋后，必须在指定的矿场或种植园工作一定年限（通常为1至3年），用劳动抵扣这笔“带利息的船票债”。很多契约形式不公平，甚至带有强制性，但并不都等于“被卖猪仔”。很多人知道自己要出洋做工，只是他们对工作条件、工资、自由程度、风险没有真正掌握，缺乏谈判能力。

所以，真正构成下南洋大规模人口流动主体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移民，也不是“猪仔”，而是处于“有限选择”中的生计型移民。他们是自由或半自由劳工。下南洋能持续百余年，靠的不是一次次强迫贩运，而是亲戚带亲戚、同乡带同乡、商号招伙计、会馆接应、批局通款、前人介绍工作。所谓“链式移民”。而不是单一的苦役运输。

真正的南洋华人社会，正是在这种人员结构里形成的。底层有苦力、矿工、车夫和种植园劳工；中间有小贩、店员、账房、船工和商号伙计；再往上有包工头、米商、矿主、船主、会馆董事和娘惹豪宅里的上层家族。

在真实的历史脉络中，“猪仔”、契约华工与“自由移民”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共同编织并寄生在同一个复杂、残酷却又具备极强韧性的跨国生态网络之中。

二、娘惹文化里的基因重组

第一次看到南洋富商的形象，还是小时候看到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形象，演员王心刚乔装的南洋富商，头顶白色法式盔帽，身着白色西服，身后跟着一个牵马拎包的书童。从排场看，王心刚演绎的只是南洋一个小富商。

但是来到南洋，要发现这里最早的富人，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走进当地的娘惹餐厅和娘惹老宅。

华人下南洋，最早是15世纪起（明郑和下西洋后），福建、广东商人移民马六甲、槟城、新加坡，与马来、印尼等原住民通婚。它留下了一个直观的混血族群，又称海峡华人、侨生，区别于后来的中国移民（新客）。女性称娘惹，男性称峇峇，合称峇峇娘惹。

来到马六甲和槟城，满街都是娘惹糕、娘惹叻沙、娘惹咖喱、娘惹瓷器和娘惹服饰，很容易被游客理解成一种地方美食和消费符号。它好看、好吃，也很容易被游人拍照和传播。

我在马六甲第一餐就要去吃娘惹菜。在Google Map指引下，我步行到两公里附近的餐厅。餐厅和一所客家会馆同在一个院子里，开了十多年。

娘惹菜就是中式做法+马来香料，如椰浆、香茅、黄姜。比如，马来菜印象最深的就是叻沙 Laksa，那是典型的娘惹招牌菜，椰浆浓汤汤底，配米粉、虾、豆干、鱼饼，酸辣浓郁。我这次点的是慢炖椰浆咖喱牛肉，肉质软烂，香料入味，下饭一绝。

但是走进马六甲历史街区的荷兰街，才发现被符号化的只是娘惹文化很小的一部分。早期海峡华人对餐饮的讲究映射着他们高超的文化基因重组的能力。这是他们能在异国他乡致富的底层逻辑。

荷兰街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曾是富裕海峡华人、土生华人聚居的街区，虽说是富人街，但是街道很逼仄，门面更窄。娘惹博物馆，是贺兰街一栋1861年建成的曾姓家族租屋，沿街三间连排门洞，走进去才能发现其荷兰殖民风立面特征，外面看不出大宅气势。当地华人一贯低调，但这种中式建筑形式也和殖民时期房屋税按门面宽度计算有关。

走进老宅里，看到的娘惹文化是内外有序的制度。深宅、天井、厅堂、祖先牌位、婚房、木雕屏风、瓷砖、珠绣、家族七代人照片和礼俗安排，共同呈现的是一个华人上层家庭如何在南洋安顿自己的故事。它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财富、家族、婚姻、祖先和身份的空间化。

中式红木家具、母贝镶嵌，却有着欧式巴洛克雕花和维多利亚式水晶吊灯、荷兰瓷砖，配上马来纱笼风格和娘惹珠绣细节。到处都透出一个上层社会家族对生活品质的拿捏和控制。体现出华人上层和中上层在长期本地化之后形成的一种融合审美。

娘惹文化体现了华人文化在异乡的吸纳能力。它没有简单融入马来文化，也没有把中国传统原封不动搬来，而是在保留姓氏、祖先、家族伦理和宅门秩序的同时，吸收了欧洲生活方式和马来饮食、服饰、语言和南洋气候中的生活技术，形成了一种三栖格局的南洋华人上层文化形态。

社会语言学教授布拉思韦特和人类学家乌尔夫·汉纳兹推广的“克里奥尔化”理论表明：当不同的文化在特定空间长期碰撞，会发生基因重组般的化学反应，诞生出一种“既有母体影子、又是全新造物”的本土新文化。峇峇娘惹文化正是这一理论在亚洲前沿的最佳样板。

这种华魂、马表、洋装的文化基因大重组，让海峡华人在多重权力的夹缝中，活生生地为自己熬制出了一副谁也无法取代的“超级缓冲阀”身份。他们用西方的绅士派头在洋人面前扮演买办，又用传统的儒家宗法在苦力面前扮演家长，在热带的香料烟火中，尽享两头通吃的阶层红利。

换句话说，娘惹文化不是“华人如何整体融入南洋”的答案，而是华人上层在殖民港口社会中完成基因重组和身份转换的证据。

三、两代“老钱”全球化致富的密码

近代南洋的富人，是一群用“抵达的时间差”或“跨国的资本力”在阶层中占位，并天才般地利用“文化克里奥尔化”（文化基因重组），在洋人、马来本土与华人底层之间长袖善舞、尽享全球化红利。在南洋顶级富商还分成代表“老钱”和“新钱”的两代人，之间相隔了一个世纪。

所谓“风水轮流转”，在槟城的标志就是一栋叫“蓝屋”的大宅。5月天，槟城白天气温炎热，走在老街上，我发现一般老宅多为白墙/清水墙，唯独有栋宅子有堵通体靛蓝的墙面。

这座“蓝屋”是用当地盛产的木蓝（Indigofera）等蓝科植物，取汁液加工成天然颜料，混入水灰漆抹墙，百年不褪色。五行调和：靛蓝色（石灰蓝）不仅是为了美观，在五行中也具有调和热带火气的文化暗示。

早期的华人移民主要从事传统的香料、燕窝、大米等区域内农业或商品贸易，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新加坡三个港口合并为海峡殖民地。这些长期定居、高度在地化的华人精英被大英帝国正式纳入近代的法律与行政体制。他们获得了英国国籍，被称为“国王的华人”。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开辟、蒸汽轮船航线的建立以及现代电报、银行系统的引入，海峡华人迅速转型。他们成了近代种植业（如橡胶、鸦片、甘蜜）、锡矿业的包税商和大资本家。

这些“老钱”长期把持着华人自治机构与殖民地政府的沟通管道。作为地方绅商，他们的财富与权力，来自对南洋本土社会“游戏规则”的早期制定与深度掌控。其最显赫的家族代表便是陈金声。作为娘惹文化的巅峰代表，陈金声的富裕带着浓郁的“传统家长制”和“地方买办”的温和底色。他精通英语和马来语，西装革履地出入英国殖民者的社交圈，深谙西方的法律与商业规则，被港督钦定为“太平绅士”。

陈金声的祖籍是福建永春，但到了他这一代，陈氏家族已经在马六甲定居繁衍了数代人。1805年出生于马六甲的陈金声，是土生土长的南洋“老钱”（Old Money）。他赶上了大英帝国在南洋建立“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新加坡）的制度红利，凭借数代人的地缘和财富积累，迅速垄断了转口贸易与鸦片饷码。

到了18世纪末，由于马六甲河道淤积，英国人在19世纪中叶之后，将战略重心北移到了槟城，而中国国内正值晚清风雨飘摇，海量背井离乡的“举债务工新客”如海啸般涌入海峡。当陈金声在海峡两岸挥金如土时，一个来自广东大埔的中国人张弼士还在巴达维亚（雅加达）的纸行里当苦力学徒，随后因娶了米店老板的女儿获得原始资本，开始展露其勇猛的商业天赋。

后来者张弼士的占位不是地方体制化的，而是跨国多中心流动的。利用近代蒸汽轮船、电报和新型股份制，他的橡胶园、锡矿和种植业横跨荷属印尼与英属马来；他创办华人自己的近代银行，斩断了老钱和西洋行对信贷的垄断。“新钱”的财富帝国是在近代全球化金融与物流网络中达到顶峰的。

当老钱们满足于做大英帝国的绅士时，张弼士则直接走通了清政府的顶层路线，成了慈禧太后接见的红顶商人、第一任驻槟城副领事。他还有一项投资，就是在当今中国也是尽人皆知，斩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的“张裕葡萄酒”。

1897年，巨贾张弼士在英国人刚开辟的新核心——槟城，修筑了那座名震南洋的大型豪宅蓝屋。张弼士的财力与权势也攀上巅峰，在清廷获赐二品顶戴，随后又被授予光禄大夫衔（从一品）。

耗时7年打造的宅邸，选址极其考究，整座宅邸坐落在乔治市的“龙脉”之上，背靠升旗山，面朝马六甲海峡，旨在形成一种山环水抱的贵气格局。为了确保整座宅邸的气场能够完全复刻晚清一品大员府邸的规制，还专门从中国苏南地区专门聘请了一批风水大师和顶尖工匠坐船来到槟城。

后来被《孤独星球》评为世界十大豪宅的蓝屋，在空间符号上，正是新钱资本向海峡华人老钱门阀发起的一场高调宣战。

在蓝屋博物馆的看板上，至今有一份张弼士遗嘱的影印件。在遗嘱中特别规定：在其最后一个儿子去世之前，蓝屋不得变卖。

1916年张弼士逝世后，其庞大的商业帝国（涉及锡矿、橡胶、航运、金融等）因缺乏强有力的核心继承人，加之各房分家而逐渐分崩离析。二战期间，日军占领马来半岛，张氏家族在各地的资产遭到严重破坏，彻底走向颓势。

去世之前，张弼士已深知守成不易，遗嘱约束虽然名义上保护了祖产，但在家族败落后，后人无力负担这座拥有38间房、5个天井的大宅的日常维护。1989年，张弼士的小儿子去世，遗嘱限制解除，张家后人随即将破败不堪的蓝屋挂牌出售。

当时，许多地产开发商意图将其拆除改建高楼。幸运的是，槟城一群古迹保护人士（以本地华人建筑师、学者为主）奔走筹资，赶在拆迁前买下了产权。历经数年严格按照传统工艺的“修旧如旧”，蓝屋才在1995年重现风华，并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古迹保护奖。

新钱逐渐“老”去时，又一代南洋老钱的没落，有着深刻的时代性和结构性原因：张弼士、陈嘉庚等一代巨贾，具有极强的“侨领”属性和政治依附性。张弼士身兼清政府的一品大员和南洋巨富，将大量财富投入到中国国内的铁路、银行和洋务运动中。这种在政治剧变年代跨国界、跨政权的资本下注，随着清朝灭亡、民国动荡以及随后的全面抗战，承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清朝灭亡、民国动荡以及随后的全面抗战，承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早期老钱的暴利多依赖于特许经营（如鸦片、典当）和初级的资源采掘。随着英国殖民当局收紧特许权，以及全球工业化对南洋初级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未能及时转型现代工业和金融业的老钱家族便被历史边缘化。

如今的南洋（尤其是新马印泰等地）新生代华裔富人，他们不再是“华侨”，而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公民，其权力结构和财富逻辑已经完成了彻底的现代化和本土化。

控制着东南亚大部分顶级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基金的，依然是华裔家族（如新加坡大华银行黄氏家族、马来西亚丰隆集团郭氏家族）。

一种是“老钱新作”，东南亚一带流行的打车软件Grab，创始人陈炳耀是典型的马来西亚华人老钱家族后代。但他没有继承家业，而是选择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期间创立了 Grab。

新一代南洋富豪的圈子更接近硅谷或新加坡的国际精英，对传统的“南洋华商帮会”或宗亲会不再有强烈黏性，更看重全球化的商业网络。

我是Grab的用户，这款app相当于滴滴+美团+微信支付。凭借对本土社会的深度洞察，创始人将 Grab 从一款打车软件锻造成集出行、外卖与数字金融于一体的本地超级应用完成了传统资源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就地升级。

而新移民巨擘李小冬则出生于中国天津，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赴斯坦福大学深造。他是第一代中国大陆背景的“新移民”富豪，后入籍新加坡。

他将中国成熟的互联网经验与全球化视野相结合，以冬海集团（Sea Limited）为战舰，用自研游戏注入的强劲现金流，滋养出横扫东南亚并远征拉美的跨境电商巨头 Shopee，完成了跨国界、多维度的资本跨越。

南洋新一代创富者告别了祖辈草莽创业的宗族模式，正以国际化的治理思维引领着南洋新财富时代的潮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