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达：日本失去了30年，但日本农民为什么没有穷人？

（原标题：许善达：日本失去了30年，但日本农民为什么没有穷人？）

（本文内容整理摘录自《聊一波》王波明与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的对话。）

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长期在0.46以上，美国也接近0.48。两个大国都站在国际警戒线之上，原因何在？出路又在哪里？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一场对话中给出了他的深度解读。

一、高基尼系数，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

很多人看到中国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不免感到焦虑。但许善达指出，这恰恰是中国发展到当前阶段的正常现象。“我们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了2015年还有9000万人温饱解决不了，”许善达直言，“高收入和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人并存，差距能小吗？”

在他看来，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靠一亩多地维生的农民——在初始阶段缺乏致富的资本和渠道，贫富差距拉大几乎是必然的。这不是制度出了问题，而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特征。

二、消除绝对贫困：缩小差距的关键一步

既然高基尼系数是发展阶段的问题，那就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许善达特别强调了2015年启动的消除绝对贫困行动的历史意义，把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了，基尼系数自然就会小一点。

数据显示，中国脱贫攻坚期间每年有1000多万人稳定脱贫，共计近1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贫实践，直接从底部抬升了收入分配曲线。许善达认为，这是中国主动“拧转趋势”的关键举措——不是等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自然改善，而是通过政策干预从最底层入手缩小差距。

三、北欧与日本启示录：福利制度如何“熨平”差距

当被问及日本基尼系数为何能稳定在0.3左右时，许善达给出了一个关键词：社会福利体系。

他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在担任驻英武官时，结识了一位挪威驻英武官。后来去挪威拜访，问对方退休后做什么，对方说去欧洲旅游。当被邀请来中国看看时，对方回答：“我没有去中国的钱。”在欧洲可以开车、住经济型酒店，但去中国要坐飞机、住酒店，负担不起。

“这个人也是驻英武官，是有身份的人，”许善达说，“但他认为我现在什么都不担心，没有为钱发愁的事。只是要我做比较奢侈的消费，我就没钱了。而他们都很接受这个安排。”

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层逻辑：北欧和日本模式的核心，不是让所有人一样富裕，而是让收入差距对生活品质的影响降到最低。政府通过高税收筹集资源，提供从出生到死亡的公共服务——教育免费、医疗有保障、养老有依托。许善达强调：“收入差距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小。”你无需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也无需为一场大病倾家荡产。在这种制度下，基尼系数的高低只是一个数字，真正决定生活质量的，是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

许善达还特别提到日本农民并不穷——政府给补贴，种地还要通过农业知识考核。“政府补贴力度非常大，大米价格高得很，农民收入就高。”这再次印证了他的核心判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搞好了，基尼系数的影响就小了。

四、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许善达还抛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视角：很多人说日本经济“停滞了20年”，只看GDP确实增长缓慢，但日本的GNP（国民总收入）增长很快——大量财富来自海外投资。这意味着日本社会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高水平的社会福利。

对中国而言，这提醒我们：缩小贫富差距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许善达说，问题的核心是“在什么水平上掌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不能不发展，但社会福利也要让大家更均衡一些，差异不要太大。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较高，说明初次分配不足以完全消除收入差距。因此，必须从加大再分配力度出发，完善社会政策和推动制度建设。

当前中国正处在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的转型期。缩小贫富差距没有捷径，但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用强有力的社会福利体系兜住底线、撑起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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