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铸北疆：内蒙古博物院里的文明交汇

（原标题：融铸北疆：内蒙古博物院里的文明交汇）

文博时空 作者 汪天天 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见证了中国北疆的辽阔苍茫与少数民族的绵延不息。辽河流淌于高原之上，红山文化孕育出中华龙的雏形；骏马驰骋在千里草原，游牧民族留下了精美而神秘的文化印记。在成吉思汗的传奇诞生之前，这片土地早已英雄辈出、文脉悠长。

内蒙古博物院馆藏文物15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00余件，生动诉说着草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承载着岁月风尘中马蹄踏过的千年记忆。

动物元素自文明伊始便深深融入这片草原大漠。从战国时期的鹰形顶金冠饰，到北魏的鹿角金步摇饰，再到受中原礼制影响的辽代白釉人首摩羯形提梁注壶……一件件不同材质、不同纹样的文物，共同书写着充满生命力的北方民族志。

近百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逐步还原了先民的真实生活图景。1986年陈国公主墓、2003年吐尔基山辽代女性大墓、2015年辽圣宗贵妃墓等出土文物，填补了契丹女性社会生活的研究缺口。通过胡人驯狮纹琥珀握手、黄金覆面、龙纹金带銙等珍贵器物的发掘与研究，契丹女子的真实风貌正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 北魏 鹿角金步摇饰

步摇之名源于“步则摇之”，文献记载始见于战国，魏晋北朝成为贵族的核心头饰。金步摇不仅是草原贵族女子头上盛开的金色花朵，也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其主人不仅限于女性，还包括国王和高级贵族男性。这件北魏金步摇1981年出土于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一个鲜卑贵族金银器窖藏，推测为战乱时临时掩埋的贵重冠饰与佩饰。

中原步摇多为纯树状枝杈，而鲜卑步摇以兽首为基座、鹿角为分叉，形成“兽首+角枝+摇叶”的独特范式，这种形制后来影响了隋唐步摇的发展。目前内蒙古出土的步摇有马首、牛首，这件步摇的基座似为麋鹿首，眼、眉、鼻及枝杈上镶嵌有白、绿、蓝色料石，眉梢上端另加一对圆圈纹。上面似鹿角，为三条主干并分杈，杈梢上缀桃形金叶。其中，耳、面和主干上焊金珠，并在分叉处掐丝镶嵌绿松石等料石。这种冠饰当头部摇动时，叶片随之颤动，发出金属般的声音。

2. 战国 鹰顶金冠饰

鹰形顶金冠饰由雄鹰站立的半球形顶和三段冠带组成，除雄鹰头及颈部由松石穿成可以活动外，均为金质。半球体刻有四组狼吃羊的纹样，冠带榫卯而成，接头处刻有伏虎、卧羊、卧马形象。整个冠饰组成雄鹰俯瞰狼吃羊的生动画面，具有浓郁的北方草原艺术风格。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匈奴“胡冠”。

鹰顶金冠饰出土于阿鲁柴登墓地，位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村。1973年此地一处沙坑（推测为墓葬，但骸骨等遗迹已不存）出土了200多件金银器，推测为匈奴贵族墓葬。这批金银器以极具特色的鹰形顶金冠饰为代表，以各式金银饰牌为主，器物上都浅浮雕有虎、狼、马、羊、鸟等动物形象以及虎咬羊、狼咬羊等动物咬斗场景，代表了战国北方草原的最高工艺水平。

3. 唐 黄绿釉鹦鹉形提梁壶

壶体为一只站立的鹦鹉，昂首侧望，体态肥壮，双爪抓圆形底座。背部设拱形提梁与圆形注口，微张的鹦鹉喙为流口，形成“背上注水、嘴部倾流”的巧妙结构，将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壶体采用堆塑、刻画、压印等工艺，为唐代壶具精品。此壶出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这里是唐代单于大都护府故城，是唐代北疆军政中心。

4. 唐 摩羯纹金花银盘

这件摩羯纹金花银盘通过锤錾而成，花纹鎏金。六曲花瓣形口，宽折沿，平底。足缺失。盘沿錾刻六组团花，盘底錾刻六组牡丹团花纹，正中錾刻摩羯戏珠纹。

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辽代的配饰也常见动物纹，其中，摩羯纹尤为特别。摩羯纹流行于唐代中后期至宋金时代，摩羯为印度古老传说中的水中神兽，后被佛教吸收，指称水中鱼王，其原型为鳄鱼。有学者指出，这类印度图像伴随佛教传入中国，其在中国的反映通常在时间上会滞后数十年。但摩羯作为佛护法兽，并未被汉人采用，或许因为中国本土龙形强大，所以摒弃了这一以鳄首鱼尾为形制的兽纹。

随着与异域交通逐步加深，自唐至辽代，这一形象在金银、玉、宝石镶嵌等高档器物及装饰品上广泛出现。辽代摩羯造型与纹饰繁荣，这时的形制已与印度乃至唐代的造型大相径庭，表现出更加明显的龙头，这期间也是摩羯纹与鱼化纹此消彼长的重要阶段。

5. 唐 波斯萨珊金花银壶

银壶短束颈、鼓腹、喇叭形圈足，顶部立有一胡人头像，极具特色，为波斯萨珊王朝制造，也是是目前中国境内出土地点最靠北的萨珊王朝银器。1975 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荷叶勿苏乡李家营子墓葬，该地属唐代营州，营州位于如今的辽宁省朝阳市，是唐朝东北军政枢纽、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节点，也是丝绸之路在东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这件李家营子萨珊金花银壶，与宁夏固原李贤墓萨珊银壶一东一西、遥相呼应，再结合大同、西安、新疆等地出土的波斯金银器，共同构成了波斯金银器从西域经草原丝路、绿洲丝路进入中国东北的完整路线图。

6. 辽 白釉人首摩羯形提梁注壶

此壶作鱼身龙头摩羯形，龙头为流，鱼尾上翘，脊背部有花冠状注水口，颈部上方为一女童头像，其脑后与鱼尾之间相连的曲柄为提梁。壶身刻细密鳞片，背部附有双翼，圈足两侧塑有龙爪。女童神态娴静，双眼凝视前方，头发整齐结于两侧作髻垂于耳后，头发、颈、臂间贴饰花朵和飞舞的彩带，双臂捧持一龙头短注。壶身通体施白釉，釉色微黄，有象牙般质感。此壶造型奇特，构思巧妙，为辽陶瓷制品中的精品。

7. 辽 胡人驯狮纹琥珀握手

中国古代丧葬习俗中，在死者手中放置的物品称“握”。这种丧仪起源较早，且长期延续。此件手握材质为琥珀，雕刻唐代常见的胡人驯狮纹样。胡人形象鲜明，深目高鼻厚唇，头缠巾，脚蹬靴，身穿圆领窄袖上衣，下着短裙，腰束长带垂于脚下，双手执驯狮棒。狮子毛丰体肥，回首与胡人相望，表现出十分驯服的样子。整器形象饱满，刻画传神，动感十足，配合琥珀浓艳的色彩，表现出力与美的张力。

琥珀是由松柏等植物分泌的树脂经过长期地质作用而形成的化石，因其质地温润、色彩绮丽、香气馥郁及轻盈易于加工成为古人的艺术媒介之一，并被赋予许多神秘传说和美好寓意。琥珀因品种、产地、年代等差异具有不同颜色和透明度，常见的有金珀、血珀、棕珀及蜜蜡等。琥珀的主要产地集中在波罗的海沿岸和缅甸等地，河南和辽宁是中国本土琥珀的主要产地。琥珀作为一种较为珍贵的材料，在中国辽宋之前已经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实用、装饰逐步具有了象征意义，发挥出更高层次的功能。考古发现的辽代琥珀制品数量众多，其中以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最为丰富，一般认为其原料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通过商贸交流来到辽境。

陈国公主墓是迄今发现的出土琥珀器数量最多、形制最为丰富、保存最完整、规格最高的辽代皇室墓葬。观察到该墓中出土的琥珀多呈现褐红色或橙红色，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这类琥珀器的原料为血珀，但也不排除因长年埋藏于土壤厚被氧化侵蚀而颜色加深的可能性。

对于琥珀的来源，《契丹国志》中的记载或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洲、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 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

8. 辽 黄金覆面

这件黄金覆面同样出土于陈国公主墓，该墓葬构筑规模虽然不大，但随葬器物却非常丰富、精致。陈国公主初封为太平公主，进封为越国公主，追封为陈国公主。合葬墓的男主人为陈国公主驸马萧绍矩，墓志铭中记载其“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驸马都尉萧绍矩即皇后之兄也”，当时皇后为圣宗齐天皇后。

公主与驸马实则为舅甥关系，公主16岁时嫁给了年长自己十余岁的舅舅。这种亲上加亲的结合与辽王朝本身的通婚制度直接相关，辽国贵族圈实行世婚制，而辽国又更为严格，耶律氏仅与后族萧氏通婚。

金面具出土时覆盖于驸马面部，脸型瘦长，弯眉杏眼，长直鼻，唇微凸，尖下颌，表情平静。面具边缘一周有小孔，与头网相连。制作时先依照死者的脸型做模具，然后将加工好的薄金片覆于模具上捶打而成。五官制作精细，力求与死者真容相像。入殓时先将全身葬衣、银丝网络穿戴妥当，然后将面具覆盖于死者头部，再用细银丝沿着面具周边穿孔与头部连缀起来。

契丹学习、吸纳了中原汉唐以来的丧葬文化，开始实行土葬，事死如事生的厚葬观念盛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丧葬习俗。其中，面具、网络等金属葬具最具特色。宋代文献中有关于契丹葬俗的描述：“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认为只要身体保存完好，就能实现灵魂不死。

9. 辽 龙纹金带銙

此带饰1组8件，出土时束于陈国公主后腰及两侧，发掘简报上将之定名为金銙丝带。丝带已朽，仅存金銙。銙为圭形，四边折缘，8块形制基本相同。正面锤揲錾刻龙纹，4块升龙纹（龙头朝上），4块降龙纹（龙头朝下），四周衬以山、水、云纹。背面焊接5个银质铆钉，内穿银丝，其上穿有银质小垫片，出土时银丝与垫片间尚残留5层丝织品。学者对这件带饰定名意见不一，有带銙、蹀躞带、捍腰等观点。根据其形制、功用以及和考古发现的其他辽代带饰对比来看，称之为捍腰似更贴切。

捍腰也作“扞腰”，是具有契丹特色的服饰之一。《辽史·仪卫志》载：“皇帝幅巾，擐甲戎装，以貂鼠或鹅项、鸭头为捍腰。”《宋史》中也有记载：“执殳仗……金吾细仗内执旗者，并服五色绣袍、抹额、行縢、银带；执白干棒人，加银褐捍腰。”捍腰形制一般较为宽大，中间高，两侧渐低，展开后呈“山”字形。其作用是保护腰部，围于后腰，系结于腹部。现有捍腰带饰遗存主要出土于辽代墓葬，墓主人多为女性，形制大致可分为一体制成和分体组合两个类型。纹饰以动植物纹为主，继承了唐风，也受到宗教文化影响，并体现出契丹风格特点。这件带饰上龙纹的使用，也是契丹贵族等级制度的体现。

10. 辽 双狮纹金花银盒

这件双狮纹金花银盒的盖顶隆起，盖及器身为五曲萎花式，子母口，高圈足。其制作先以银板打制成盖、器身、高足底，再经接而成。盖面先以锤模法做出凸起纹样，再以錾刻法刻画纹饰细部，中间的双狮前肢略弯曲，后肢伸展作跳跃状，正在追逐绣球，两狮均张口，吐舌，呲牙，眉脊突出，双目圆睁，呈愤怒相；跳跃时双角竖立，浓密的鬣毛卷曲上扬，长长的尾巴也随身体舒展飘扬。狮子刻画得极为生动、逼真，腾起跳跃时健壮结实的肌肉被拉长的状态都显现出来，颇具动感和生命力。

双狮中间的绣球向两侧缠绕着一枝花卉。器盖最双狮的外廓留白处随着五瓣的器型饰10朵交替的缠枝花卉纹，外缘以两层略凸起的花瓣纹作边框饰，内饰一圈5组缠枝花卉纹。整个盒面装饰均以鱼子纹作地，用于装饰盒的狮纹、缠枝花卉等主图案均局部鎏金。

双狮纹金花银盒在技法上主要运用了源自西亚、中亚萨珊波斯金银器的凸花工艺，我国在初唐时就已习得这一工艺，并不断改进，到晚唐时由早期的浅浮雕式向高浮雕式发展。辽前期的金银器学习了初唐一晚唐式的凸花技法。这件银盒无论从器型、纹样，还是工艺，均为效仿唐代做法的典型器物，如盖顶高隆、带圈足这两个特点。辽中期已无圈足，盖顶隆起有所趋缓。盒顶狮纹的运用及花卉图案组合也是效仿唐代图案。

11. 辽 绿釉凤首瓶

这件绿釉凤首瓶出土于郭家屯辽墓，瓶口呈荷叶形盘口状，细长颈，圆肩，鼓腹，足外撇。瓶颈处装饰风首，肩部划羽状纹，腹部饰划牡丹花叶纹，通体施绿釉。辽时，白瓷凝脂如玉，青瓷翠如碧波，举凡绿釉、黄釉、酱色釉、三彩釉等各色釉陶，可谓美不胜收。

该瓶造型别致，刻画传神，是辽凤首瓶中的精品。凤首瓶的原型来自波斯金银器，唐代即有仿此类金银器的陶瓷凤首瓶。辽凤首瓶系承袭唐制，加以创新而成。

图片 | 杜广磊

排版 | 王武龙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