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变勒索：证券业黑灰产的隐秘生意

（原标题：“维权”变勒索：证券业黑灰产的隐秘生意）

2026年5月起，上海利多星证券咨询有限公司陆续收到上千人的集中投诉，要求退费。但诡异的是，投诉文本、诉求金额、表述口吻都差不多，退费比例普遍在80%至100%之间，其中不少投诉人的服务期限早已届满。公司内部核查发现，多名客户在同一时间提出同样的退费诉求，投诉理由和维权话术出自同一套模板，甚至有投诉是在客户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代理维权机构冒用其信息发起。

8月7日，上海警方通报此案。经查，这背后是一个注册为法律咨询公司的犯罪团伙。章某、龚某等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黑灰产非法获取持牌机构客户信息，冒充“专业维权团队”教唆客户高频拨打投诉热线、密集寄送举报信，以恶意投诉相要挟逼迫企业全额退费，从中抽取30%“服务费”，非法获利逾300万元，直接间接造成受害企业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 

近年来，此类围绕证券业务、以牟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的“黑灰产”活动日益猖獗。其中，非法代理维权（俗称“非法代维”或“黑维”）是目前较为典型的形式，其本质是披着“维权”外衣的敲诈勒索与诈骗行为。此类行为不仅直接冲击了持牌机构的正常经营，更持续侵蚀投资者对持牌机构和正常维权渠道的信任。

披着“维权”外衣的勒索生意

证券行业陆续出现以“代理投诉”“代理退费”为名的非法代理维权活动，已引起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重视。

2026年2月，金融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风险提示，点名“投顾退费”等短视频、直播陷阱。不法机构常以“专业律师”“全额追回”为卖点，诱导投资者交出合同、交易记录、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再收取高额咨询费、服务费。有的所谓律师事务所实际由信息公司或咨询公司运营，所谓维权技巧则是反复投诉、缠访缠诉，甚至唆使当事人提交虚假材料。

上海普陀警方侦办的崔某案是证券业黑灰产的一个代表案例。崔某曾在证券投顾机构任职，离职时非法留存客户资料，之后又从其他渠道购买个人信息，注册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用AI语音系统批量拨号。其没有律师执业资格，却以“专业法律团队”自居，教唆客户使用“不退费就举报”“马上投诉到证监会”等话术向机构施压。2026年2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敲诈勒索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判处崔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七万元。

据了解，该案解决了金融“代理维权”黑灰产多以单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打击、震慑力不足、犯罪行为无法完整评价的治理痛点，系全国证券投资咨询行业首例以敲诈勒索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双罪定罪量刑并终审生效的标杆案例，有效填补了证券投顾领域“职业索赔”黑灰产刑事打击的司法空白。

从崔某案到章某、龚某案，这些犯罪团伙采取相似的套路：非法获取持牌机构客户信息，套用统一话术、捏造投诉理由，以恶意投诉、向举报监管相要挟，迫使机构退费，再按退费金额抽取分成。所谓“代理维权”，不过是招揽客户、组织施压的包装；其本质，是以威胁手段取财、借退费分成牟利。这正是一门披着“维权”外衣的敲诈勒索生意。

证券行业为何成为黑灰产重灾区

证券投顾领域“非法代维”案件频发，并非偶然。投顾服务的效果受行情、投资者执行情况和风险偏好影响，很难像实物商品一样验收；服务费通常先行支付，收益却不可能得到保证。若部分机构或营销人员存在夸大宣传、暗示“稳赚”“内部消息”，或将荐股服务包装成确定性盈利承诺等不规范行为，投资者在实际亏损后便容易产生落差。黑灰产团伙正是利用部分投资者亏损后的不满情绪和退费诉求，以“代理维权”“全额退费”等为名招揽业务，进而教唆恶意投诉、要挟机构、抽成牟利。

《2025证券行业恶意代理维权治理研究报告》称，证券投资咨询行业退费金额由2021年的13.48亿元增至2024年的32亿元，恶意投诉造成的退费占比由2022年的45.6%升至2024年的51.4%；据不完全监测，2024年相关“黑维”组织或达800家，近98.1%的持牌投顾机构遭受过恶意攻击。该报告由行业组织和企业参与发布，数据不是监管部门的全口径统计，但其反映的趋势仍值得警惕。

与投顾机构相比，证券公司的客户数量更多，开户、交易、佣金、投顾服务和适当性管理等环节也更复杂，因而拥有更多可能被“碰瓷”的接触点。更关键的是，券商受到严格的合规和声誉约束。黑维团伙深知机构忌惮监管问询、投诉率攀升与品牌形象受损，便以此为抓手不断施压。对券商而言，退还几百元、几千元的费用，往往比投入人力持续沟通、内部核查、完整应对投诉流程的综合成本更低；但一次次“花钱消灾”的妥协，又会被黑维团伙视为可批量复制的成功模式。 

当然，投诉并非都与“非法代维”有关。开户、投顾服务和适当性管理等环节都可能产生正常投诉，机构应依据合同、业务记录和监管规则核实处理。湘财证券（600095.SH）向媒体表示，其投诉增量主要集中在开户和投顾服务环节，目前已采取加强员工行为管理、完善投诉处理机制和加强投资者教育等措施。

非法代理维权团伙可能从这类投诉中寻找目标，利用投资者的不满或退费诉求介入，将个别问题放大、套用统一话术，甚至编造事实、组织批量投诉，以举报和损害机构声誉相要挟并从退款中抽取费用。因此，投诉是否成立，应当根据具体业务事实判断；是否存在非法代理维权，则要核查客户信息来源、投诉内容、组织方式和收费安排，不能将两类问题混在一起。

技术如何沦为证券黑灰产的作恶工具

证券业黑灰产已不再局限于人工电话和社交群获客。无论是非法代理维权，还是假冒券商诈骗，都日益依赖非法获取的数据、AI外呼、模板化内容和仿冒应用来降低获客与作案成本。技术本身并不产生违法动机，但却被利用扩大了黑灰产的触达范围，加快了其复制速度。

在客户筛选环节，黑灰产团伙通过非法留存、窃取、交换或购买等方式获取投资者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包括姓名和联系方式，还可能涉及投顾产品、交易金额和服务期限。凭借这些信息，团伙可以跳过“盲打电话”环节，直接接触购买过投顾服务的人群。上海普陀崔某案和嘉定章某、龚某案中，涉案团伙均利用非法获取的客户信息开展引流。

在触达端，黑灰产团伙借助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搜索引擎和AI工具实现规模化、低成本引流。其主动发布带有“投顾退费”“亏损追回”等关键词的内容，吸引有退费意向或亏损经历的投资者咨询；生成式AI则降低了批量制作口播视频、营销文案和图片素材的成本；后端的AI语音外呼系统能够自动拨号、进行语音交互，自动筛选有退费意向的客户后再转接人工跟进。

另一类黑灰产利用技术假冒正规证券机构实施诈骗。诈骗团伙伪造证券机构的名称、标识、网站和交易App，冒充机构或者从业人员，以“内部渠道”“机构子账户”等名义诱导投资者向第三方账户转账。2026年以来，中国银河（601881.SH）多次提示，有人伪造公司标识和证照，搭建“中国银河机构”“银河量化系统”等假冒软件。中信证券（600030.SH）披露的不法应用和群聊，则以“内部学堂”“机构终端子账户”“指导打新股”等名义诱导投资者向第三方转账。国盛证券（002670.SZ）也发布过冒用公司及工作人员名义开展非法证券活动的公告。

对监管和机构而言，逐个下架仿冒APP、逐条澄清不实信息，只能处理已经暴露的具体对象，难以及时应对不断更换账号、域名和应用外壳的团伙。技术降低了不法组织的犯罪成本，也使其作案规模不断扩大，这不仅会造成投资者财产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也会干扰证券机构正常经营，占用投诉处理和监管执法资源。

证券业黑灰产的治理逻辑

证券业黑灰产往往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冒用专业身份、组织不实投诉、威胁取财和资金分成等多个环节。治理需要司法机关、监管部门、互联网平台、证券机构和投资者共同推进。

在司法层面，过去非法代理维权的治理始终面临一个困境：此类行为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敲诈勒索的犯罪性质及其危害难以在定罪量刑中得到充分体现。崔某案成为全国证券投顾行业首例以敲诈勒索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双罪定罪量刑，并终审生效的标杆案例，有效填补了“职业索赔”黑灰产刑事打击的司法空白，加强了司法震慑。监管层面，今年2月，金融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五部门联合发布风险提示，点名“投顾退费”等不法代理维权陷阱，与司法打击形成衔接，推动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的协同发力。 

平台是黑灰产触达投资者的主要渠道，治理须从流量通道转向守门人。2026年9月30日起即将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从主体限定、内容管控、直播短视频资质与可回溯管理、禁止变相营销等方面压实平台责任。行业已有多个平台展开探索：例如，巨量引擎以“AI治理AI”构建风控体系，单日处置黑产账户峰值突破20万个；快手通过AI大模型将风控策略上线周期缩短60%，日均精准识别“黑设备”7万余台。小红书引入AI大模型构建“发现—识别—处置”治理框架，也是这一方向的实践之一。

机构需从“花钱消灾”转向“技术防御”。章某、龚某案中，不少受害企业因顾虑投诉率过高影响商誉而选择息事宁人，反而强化了黑灰产可批量复制的预期。与此同时，个人投资者对正规投诉渠道也存在效率、举证和处理周期等方面的顾虑。机构应建立恶意投诉甄别机制，区分正常投诉与组织化恶意投诉，对确属敲诈勒索的行为坚决报警而非妥协。同时加强内控合规与证据留痕，引入AI监测工具巡检聊天记录、语音通话等数据。

投资者治理的核心，是建立对非法代理维权的识别能力和对正规维权渠道的认知。非法代理维权机构通常无法律执业资格，存在套取信息、收取高额“维权费”等风险。投资者应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轻易添加陌生“法务”“维权律师”为好友，不向第三方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隐私。投资者教育的目标，是引导投资者通过正规渠道反映诉求，而非委托非法代理维权。

证券业黑灰产的治理，本质上是一场对“维权”话语的攻防。当恶意投诉被包装成维权、敲诈勒索被伪装成代理服务，受损的不仅是被勒索的机构，更是投资者对正常维权渠道的信任。治理的目标，不是让投诉变少，而是让维权回归本意——投诉是否成立，依据合同和事实判断；诉求能否满足，通过正规渠道解决。当司法、监管、平台、机构和投资者各归其位、各尽其责，黑灰产借机生存的环境才能真正被压缩，投资者合法权益与证券市场正常秩序才能得到切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