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抬头率”风波和智慧化边界)
言咏/文 “抬头率”这几天成了一个热词。起因是南京大学学生晒出一则通知。通知称,学校将依托暑期升级改造的智慧教室系统,对相关教师所授课程的到课率进行连续一周的记录。另有一张网传的智慧课堂系统截图显示,除监控画面外,还有到勤率、抬头率等统计数据。
11月4日,南京大学发布情况说明,称网传“到课率将与平时成绩挂钩”等信息不实。校方还称,未经授权,系统不会采集人脸等生物特征信息,也不会进行人脸识别;目前已不再统计抬头率。引发讨论的图是苏州校区今年5月在线督导时留下的个人截屏。
校方的说明并没有消除疑虑。“已不再统计”说明曾经统计过。从项目招标公告可知,这套最终中标金额为3152万元,覆盖了113间教室的智慧教室系统,支持识别“学生到课率、抬头率低、前排就座率”。即便如校方所承诺,未经授权不采集人脸信息,教师和学生仍然会不安:我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置于系统监视中?
南大只是在风口浪尖,它并非个例。国内已有多所高校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统计学生到课率、抬头率、前排就座率,有的统计互动率。大数据汇集叠加算法分析,正成为高校督导巡课、评价课堂质量的工具。有的高校表示,使用这类工具后,课堂出勤率、学生注意力、教师活跃度等指标有所提升。
然而,监控画面及柱状图、饼状图等各种密密麻麻的图表,又传递出一些不太对味儿的东西:数据里没有鲜活感。当然,不是说这些图表背后的课堂就一定不生动,也不是说新技术不能赋能教育,只是,当数字技术嵌入大学内部治理,课堂就容易被纳入指标化的评价体系。以所谓“四率”来衡量课堂,看似很精准,实际没抓到要害,本质上是对教育的“降维”和简化。抬头率、互动率这些标准化的数据,只能从某个维度分析课堂,却衡量不出课堂里那些需要“在场”才能感受的东西——或许不完美,可能有迟疑和走神,但也可能有灵光和惊喜。
智慧教室不是洪水猛兽,也是AI(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绕不开的趋势。但“智慧化”应当有清晰的边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红线在哪里。实现课程直播和跨校区互动、支持课程回放、支持小组讨论……南大智慧教室系统中这些功能升级,边界是清晰的。但把监控投向教室,试图用数据定义什么是“好课堂”,就超出了能力的范围,也可能触及隐私红线。在行业宣传中,AI常被称为“教学伙伴”而非“监视器”。但当系统宣称能够精准识别低头、趴桌子等12类学生行为,以及板书时长、提问密度、走动频率等5种教师行为,还能给出“前两排学生互动频次低,建议增加提问覆盖范围”等建议时,被凝视感无疑是强烈的。
这种被凝视感,也困住了身处其中的人——老师和学生。而他们,正是教育的主体。试想,当教学双方一切行为都被记录、拆解、再交给系统评判时,他们还能有多少能动性,还能有多少兴之所至,有感而发?社交媒体上,有老师吐槽看到评课报告时的无语,因为系统会记录老师一节课提醒几次学生看黑板。有教师说,选择这份职业时的热情,已经被莫名其妙的考核和监控一点点磨灭。还有教师表示,当课堂被监控到如此地步,教师是人还是AI已经没有区别了,不如让AI来讲,它们不会生病,也不会出错。
这样的课堂,或许更容易被分析和管理,却未必真正有利于教育。近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济宁医学院两所高校教务处都发布通知,明确禁止教师全程依赖PPT。这些年,高校“照屏宣科”现象屡受诟病,当然,其产生原因很多,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个因素。但过度考核和监控,可能磨灭教师的教学热情,也容易让他们因害怕出错而畏手畏脚,最终让课堂失去生动。南大抬头率风波提醒我们,越是在工具主义盛行的时代,越要认识到工具的局限,警惕对工具的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