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川楚墓群：丹淅之畔的千年回响

（原标题：淅川楚墓群：丹淅之畔的千年回响）

文博时空 作者 杨芝卿 丹江之畔，龙山之下，豫鄂陕三省交界的淅川，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汇的枢纽，更是楚国始都丹阳，楚文化的核心发祥地。340余年间，楚人在这片土地上从蛮荒中崛起，最终成就“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泱泱大国。

淅川楚国贵族墓群的重见天日，源于一场特大干旱。1977年豫西南大旱，库水退至130米以下，下寺墓葬封土被冲垮、青铜器暴露，牧童放羊时被铜器绊倒，随后村民陆续捡到器物并上报，由此揭开了抢救性发掘的序幕。

丹阳之证：墓群之上有楚都

河南淅川下寺、和尚岭、徐家岭三大春秋楚国贵族墓群同处丹江流域的核心地带。它们北依山丘，余皆环水，遵循“择高而葬”的楚式葬俗；墓向朝西，布局规整，墓均陪葬成套青铜礼器、车马坑，严格对应墓主人身份，显示出统一的礼制规范。

三处墓群共同指向一个历史坐标——楚都丹阳。

《世本》有“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之说，但《史记?楚世家》明确记载：楚武王五十一年伐随，卒于军中，其子文王熊赀即位后，始都郢。在迁都于郢之前，楚国以丹阳为政治中心长达340余年。三大墓群年代与谱系，正对应楚都由丹阳迁往郢之前的楚国核心贵族阶层，构成了一条从春秋中期延续至战国早期的楚国贵族丧葬带，用铭文与史料互证，填补了楚国中期政治谱系空白。

不同于洛阳“十墓九空”的普遍现状，淅川楚墓因长期被水淹没、隐秘性强，多数贵族墓未遭严重盗掘，文物基本完好。自1977年首次考古发掘以来，墓群陆续出土文物超8000件，青铜器上斑驳的铭文、精湛绝伦的铸造工艺、刮磨痕迹下的权力博弈，将那个铁马金戈、钟鸣鼎食的时代，从历史深处重新唤醒。

楚王之子的“顶流”礼器

下寺2号墓是三大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该墓采用一椁两棺的高规格葬制，随葬器物总数竟达6098件，仅铜器就有551件，尽显墓主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煊赫身份。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发现是 7件成套的王子午升鼎。出土时每件鼎内都放置有牛肢骨，还放有捞肉骨的铜匕。升鼎之“升”有升进之意，是楚国特有的礼器，用来盛放牲体。其束腰平底，有别于中原地区圆腹鼎，藏着楚人独特的“好细腰”的独特审美。

升鼎大小成列，鼎身攀附6条立体龙形纹饰，龙口衔鼎沿、龙尾上翘，纹饰繁复灵动。鼎盖内铸有铭文，腹内则以精美的鸟书体铸刻14行84字铭文，清晰记载着王子午铸造铜鼎祭祀先祖楚文王的史实，告诫子孙既要施行德政、顾及民愿，又要威仪严整、保卫楚国。

王子午（又名子庚）是春秋五霸楚庄王之子，其父庄王在位期间，楚国“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王子午作为庄王之子、共王之弟，先后担任司马、令尹（宰相）等要职，位极人臣。这套列鼎大小相次、形制统一，严格遵循周代礼乐制度，体现楚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政治理念，印证了王子午在楚国朝堂的核心地位。

领先欧洲2400年的“黑科技”

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器物因其工艺之绝、价值之高，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云纹铜禁。禁，是承放酒器的礼器，源自西周《酒诰》的禁酒理念，折射楚人“以戒嗜酒”的政治智慧。

云纹铜禁深埋于淤泥之中，器身本身质地脆弱，又布满镂空纹饰，稍受碰撞就可能碎裂。考古队员们不敢有丝毫大意，只能用小毛刷、竹签一点点小心翼翼地剔去附着在器身上的淤泥，足足花费了3天时间，才将这件国宝完整取出。出土之初，它被厚厚的淤泥裹成一个“黑疙瘩”，考古人员一时未能认出其真实身份，直到经过细致的清理修复，其惊艳全貌才得以展现。

这件长131厘米、宽68厘米、高29厘米，重逾90公斤的青铜重器，呈长方形，多层透雕云纹，由12只夔形怪兽承托，纹饰繁缛、造型雄浑，堪称先秦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

云纹铜禁的核心价值，在于其采用失蜡法铸造：先用蜂蜡制成模型，外层包裹耐火材料，加热使蜡熔化流出形成空腔，再浇注铜液，冷却后打碎外壳得到成品。这种精密工艺曾被认为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而淅川云纹铜禁的出土，将中国失蜡法铸造的实物证据从唐代提前至春秋中期，比英国获得该工艺专利早了2400多年，彻底改写世界冶金史。

同墓群出土的饮食器还有龙耳方壶和蟠螭纹簠。前者为容酒器，高79.2厘米，长方口，长颈鼓腹，颈部附龙形双耳，壶底有两只卧兽承托。盖顶镂空夔龙，颈、肩、圈足满饰蟠虺纹和云雷纹，造型雄浑而不失灵动。

后者为盛放谷物饭食之具，器身满饰细密蟠虺纹，与龙耳方壶的风格一致。这类精细饮食器的出土，折射出楚贵族宴饮之风下“钟鸣鼎食、觥筹交错”的日常图景。

而觥筹交错的礼制背后，权力的暗流从未停息。

铭文刮磨下的暗流涌动

下寺楚墓出土的113件有铭铜器中，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其中17件铭文被全部或部分刮磨，占比高达15%，为春秋墓葬所罕见。青铜器上的铭文，记录的是作器者的身份、族属和功绩，是那个时代最为郑重其事的身后之名。缘何有人大费周章地将其磨去？

学者推测，这与楚国贵族间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这批铜器大概率是楚庄王伐灭若敖氏的战利品，刮磨原器主铭文，既是蔑视战败部族，更是宣示新的归属权。器身上被刻意磨平的铭文，是权力更迭、家族兴衰的沉默见证者。

一鼎定代：楚国中期的标尺

和尚岭楚墓与下寺墓群相邻，共发掘4座大型楚墓，年代略早于下寺。1号墓出土青铜礼器、兵器、乐器40余件，其中克黄升鼎铸造于公元前605年之前，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楚式升鼎之一，被视作春秋中期的断代标准器

据《左传》记载，鼎主人克黄为楚国令尹子文之孙，楚庄王时任箴尹，负责规谏君主、执掌礼仪。克黄升鼎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标准楚式升鼎，造型规整精致、精细的卷云纹内采用填漆工艺，考究程度罕见。鼎身铭文 “克黄之鼎” 清晰可辨，铸造年代不晚于公元前605年，不仅是楚式升鼎形制演变的源头，也是春秋中期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

2号墓出土的龙纹器座同样精美绝伦。器座呈方形台状，通高22厘米，顶部中央有管状柄，四面纹饰对称：上饰回首凤鸟，下饰两只张口伏身的猛虎，正中点缀圆形涡纹。纹饰布局严谨、铸造工艺精湛，是春秋中期楚式青铜小件的精品。

值得注意的是，和尚岭2号墓还发现了确凿的殉人现象，印证了楚贵族“事死如事生”的残酷葬俗。考古人员在椁室中发现两具殉人遗骸，一具位于棺西，呈“侧身直肢，头向北”的姿态；另一具位于棺南，为“侧身屈肢，头向东”，且没有任何葬具，直接埋于墓底，推测为墓主人的仆从或亲信，用于在死后继续侍奉墓主人。徐家岭三号墓的椁室内，也有两具殉人遗骸，其中一具人骨虽已腐朽，但仍能清晰辨识出双臂交于腹部的葬式。

浪荡不羁的“四不像”神兽

徐家岭墓群位于沿江村，与下寺、和尚岭呈三足鼎立之势，相距不过数里。这里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楚国薳氏家族墓地，墓主人薳子受与王子午同为楚康王时期贵族，其身份略低于令尹。该墓群出土文物以青铜神兽、浴缶、玉器最具代表性，其中青铜神兽堪称三大墓群中最富想象力的杰作。

这对神兽龙首、虎身、长颈、龟足，呈侧首站立姿态。通体镶嵌绿松石，龙首上六条龙形小兽盘绕向上，构成了神兽的触角，背部曲形架上另立一条龙形怪兽。它采用分铸法制作——龙头、身、尾、插座分铸后组合拼接，铸造时预留凹槽，待神兽成形后，再将绿松石严丝合缝镶嵌进去，工艺难度极高。兽身饰有龙、凤、虎、云纹、涡纹等华丽纹饰，外形“讨喜”，散发出浪荡不羁的形象气质。

两件器物大小造型基本相同，仅龙首外扭方向相反。专家推断这是一对鼓架——神兽尾部相对，中间架设鼓身。虽鼓体已朽，但龙首昂扬、虎身矫健、龟足稳重的奇异组合，加上绿松石繁密纹饰，充分体现了楚人“信鬼好巫”的文化传统和天马行空的艺术创造力。

同墓出土的浴缶为楚国贵族盥洗用器：有盖、小口广肩，鼓腹平底，肩部有对称兽形耳与链环。盖顶装饰蟠龙形支柱，器身满饰蟠螭纹和圆形饼饰。下寺墓群也有同类器物出土，整体造型端庄华美。

徐家岭墓群出土玉器种类繁多，有祭祀用的礼仪玉、生活用玉、装饰玉以及丧葬玉等多种。具体类型又有玉璧、玉环、玉瑗、玉牌、玉人、玉珩、玉玦、玉佩等数十种，基本涵盖了春秋战国时期楚玉的全部内容。尤为珍贵的是，一些器物出土时仍在原位：徐家岭三号墓主棺内，玉璧置于墓主人头部，玉环在胸部，龙形玉佩在骨盆处，直观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佩玉制度。

失蜡法刷新冶金史，鸟书铭文诉家国情怀，青铜神兽尽显浪漫精神。这些出土于同一片土地、同一段历史的文物，共同讲述着一个关于筚路蓝缕与问鼎中原的故事。它们是楚人从丹淅走向江汉、从蛮荒走向辉煌的忠实见证。

【考古知识卡】

什么是鸟书？

鸟书与虫书共称“鸟虫篆”，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楚、吴、越等南方诸国。作为一种艺术字体，其独特之处在于将文字与鸟、虫、鱼等动物形象巧妙融合：笔画作蜿蜒盘曲之状，犹如虫类身体弯曲，故名虫书；而笔画作鸟形，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周围附加鸟形装饰，则为鸟书。

王子午鼎上的鸟书铭文，笔画婉转、字形修长，被誉为中国早期“美术字”的杰出代表。铭文中，王子午告诫子孙既要施行德政、顾及民愿，又要威仪严整、保卫楚国。这段铭文是楚国文学与书法艺术的瑰宝。

参考资料：

1. 张剑,赵世刚.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J].文物,1980,(10):13-20+97-98.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和尚岭和徐家岭楚墓[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10

图片 | 杜广磊

排版 | 王武龙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