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黄土遇见彩：仰韶文明的彩陶传奇

（原标题：当黄土遇见彩：仰韶文明的彩陶传奇）

文博时空 作者 王武龙 距今7000-5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广袤肥沃的土地上，一群勤劳智慧的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筑屋定居，建立了最初的村落，开启了仰韶文化的传奇篇章，创造了地域分布最广、遗址数量众多、影响深远绵长的史前文化。仰韶文化虽因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但其分布范围远超一村一地。它以中原为中心，先后孕育出半坡、庙底沟、泉护村、西王村等一系列各具特色又一脉相承的文化类型，共同构成了完整而壮阔的文明画卷。

仰韶文化重民生、轻神权、尚朴素、守中道，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最稳健的一支，与红山、良渚、凌家滩形成清晰对比：它不筑高台、不事繁巫，而是以村落、农耕、制陶和社群秩序，走出了一条脚踏实地的文明之路，成为儒家文化最早的精神源头。

土为胎、水调和、火淬炼，天地自然三者相融共生，造就了仰韶先民精妙绝伦的制陶技艺，所以它一度被称为“彩陶文化”。从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第一铲土，到2020年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百年考古薪火相传。一代代考古工作者层层剥离黄土，拼出了一幅彩陶的完整发展图景：红底黑花的鱼纹、翻卷盛放的花瓣、抽象几何的裂变、直至晚期纹饰简淡、彩光渐隐，归于沉静灰黑。一道道彩陶纹路的更迭变迁，正是仰韶文明绵延发展的真实印记。

百年探源：仰韶村的四次发掘

1921年10月27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中国考古学家袁复礼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落下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第一铲”。36天的时间里，他们共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了大量精美陶器、石器，以及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其中，最令人惊艳的莫过于那些绘有精美纹饰的彩陶。面对这些跨越千年的彩陶纹样，梁启超曾感叹：“吾辈考证三代文字，竟不如陶工一划之古！”王国维亦为之动容：“吾辈考商周，洋人竟直追黄帝之前！”

于此，中国第一支被科学命名的新石器文化体系——仰韶文化，被正式发现并命名。仰韶村遗址的发现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说法，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安特生也被尊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然而，安特生却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1930年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纠正“西来说”提供了关键证据，中国有了自身独立的彩陶文化。

百年光阴流转，仰韶村遗址已先后进行了四次正式发掘。

1951年，由夏鼐担任领队对仰韶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通过这次发掘，基本明确了仰韶文化的性质和面貌。一个闷热的午后，黄土探方里传来一名队员的惊呼：“快看！黑陶压着彩陶！”原来，在地层中，仰韶文化彩陶遗存居于下层，龙山文化黑陶遗存叠压其上，形成了标志性的上下叠压地层关系。这一关键发现如同打开史前年代标尺，揭开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先后序列。

在1980—1981年间，仰韶村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此次发掘，基本弄清了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内涵，进一步证实了仰韶村文化遗址存在着仰韶和龙山两种考古学文化。也是这一次，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仰韶第一完整器”：月牙纹的彩陶罐。这件陶罐为红陶质地，鼓腹平底，表面光滑，腹部装饰有14条类等距排列的月牙纹饰。要知道，月亮从满月到残月，恰好历经14天，学者据此推测，或许在5000年前，聪明的仰韶先民就已经懂得了天文知识。

时隔40年，2020年8月，仰韶村遗址启动第四次考古发掘。与前三次不同，这次发掘采用无人机、多光谱扫描仪等现代化工具，5000多年前仰韶村先民的生活图景，正依托考古实证材料被一步步还原。此次发掘中，青灰色“混凝土”房屋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存惊艳亮相，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混凝土房屋建筑材料之一。同时，还发现有丝绸、美酒、玉钺、玉环、象牙制品等丰富的文化遗物。这些遗存的发现都在无声的诉说着仰韶先民繁荣灿烂的生活图景。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第一片彩陶，到如今用现代化扫描仪生成三维聚落模型，这四次跨越百年的考古发掘，如同在厚重的黄土地上，缓缓刻写出一部波澜壮阔的文明解码史，让仰韶文明的光芒，穿越千年，照亮当下。

仰韶文化早期：半坡人的烟火日常

1953年春，西安东郊灞桥火力发电厂建设工地，推土机作业时意外翻出了大量彩陶残片及石制工具。文物专家闻讯立即前往现场勘察，初步判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且这里出土彩陶的纹饰特征，与仰韶文化高度契合。

同年9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一行人至此开展复查工作。一天中午，石兴邦在考察途中稍作休憩，找了个土坎歇脚。不经意间抬眼望去，他看到河岸对面土梁上有一道整齐的断崖。石兴邦注意到这是人为取土形成的断崖，走近时，他发现黄土中散落着一些打磨过的碎陶片，这让他一下子意识到了此处遗址的重要性：这些遗存，很可能是远古先民遗留下来的生产生活用具。因此，他回去后立刻上报并于次年开始正式发掘，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半坡遗址，它是仰韶文化早期阶段的文明。

半坡遗址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完整史前环壕聚落形态。一条壕沟将居住区围绕在内，中心是方形大屋，推测为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周围环绕着中小型房屋，沟外有墓葬区和制陶作坊。半坡的聚落是朴素的，这里没有神权中心，没有高耸建筑，只有储藏粟米的窖穴、驯养猪狗的圈栏、制作陶器的作坊。墓葬区不见厚葬，随葬品仅是日常陶器和骨珠，不见红山文化的玉殓葬，也没有良渚的大墓玉钺，体现出半坡人“事死如事生”的简朴，他们不尚鬼神，不务虚饰。

这种脚踏实地的气质，正是仰韶文化的典型风格。半坡作为北方农耕文化的代表，这里出土了近万件生产和生活工具，种类繁多的出土文物让我们得以窥探半坡先民的田园牧歌。六千年前，半坡人已用石锄开垦荒地、石镰收割粟米、石磨加工谷物，从“刀耕火种”到“锄耕农业”，一套完整的农具链勾勒出半坡农耕文明的清晰轨迹。他们在氏族首领的带领下，共同劳作、平均分配劳动成果，过着人人平等的原始共产制生活。       

小口尖底瓶是半坡最具特点的陶器之一，在全国各处仰韶文化遗址皆有大量出土。小口、鼓腹、尖底，两侧有耳，过去认为是汲水器，近年研究表明更可能是酿酒容器。这种尖锥结构，即使在现代啤酒厂，也被证实是啤酒发酵罐的最佳设计。

半坡遗址出土文物最为著名的或许当属人面鱼纹彩陶盆。器物以红陶烧制而成，口沿上分布有八分方位的“个”字纹和单直横线，盆内壁绘对称人面，双耳两侧各衔一鱼。这件陶盆原本覆盖于儿童瓮棺顶端作为棺盖，棺内有夭折孩童遗骸。学者推测，人鱼合一的神秘纹样寓意巫师引神祈福，承载着为先童招魂安魂的美好祈愿。除此之外，天文考古学家武家璧的研究更赋予这件文物全新的解读维度。他发现，人面鱼纹盆口沿的八等分符号，与后世式盘、日晷上的符号完全相同，由此佐证至少在7000年前，先民便已创制日晷。据武家璧研究认为，这类彩陶盆正是史前地平式日晷的实物证据，盆底正中的孔洞，便是用来插置晷针的专用插口。他的研究开辟了从天文学角度解读史前文化符号的新路径，为理解史前彩陶纹饰的深层含义提供了全新视角。

鱼纹是半坡彩陶最具代表性的纹饰，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贯穿半坡文化始终。纹样演变脉络清晰有序：从早期生动写实的游鱼形象，逐步抽象简化为几何纹样，最终演变为人鱼合一的“人面鱼纹”，极具考古分期的意义。由此可见，鱼不仅深刻融入半坡先民的渔猎生活，更寄托着先民繁衍生息、氏族昌盛的美好愿景。

半坡彩陶的影响力不局限于当地，它是仰韶文化早期的代表。“半坡类型彩陶”已经是一个文化类型概念，其命名来源于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但并不仅限于半坡遗址一处，而是用来概括这一时段、这一区域（关中、陕晋豫交界等）同类彩陶的共性，如鱼纹、宽带纹、几何纹等题材与风格。

这件195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的船形彩陶壶，同样是半坡类型陶器。这件陶壶是先民随身携带的水器，不过其造型流畅独特，亦可以视作先民使用舟船的微缩，陶壶腹部的网纹则像极了打捞时使用的渔网或在船边晾晒的渔网。由于新石器时代的舟船为木质，不易留存，船形彩陶壶为先民的捕鱼场景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表现。

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的华夏之花

1953年冬，考古学家安志敏率队到河南陕县进行考古调查。当列车途经庙底沟一带时，铁道两侧的灰坑与灰层引起了他的注意。凭借敏锐的判断力，他认为这里很可能有古代文化遗存。正是这一眼，让沉睡6000余年的庙底沟遗址重见天日，绚烂的史前彩陶文明，再度惊艳中原大地。

1956年至1957年，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考古队对庙底沟遗址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结果令学界震惊：这里不仅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期最繁荣的“庙底沟类型”，还发现了属于中原龙山文化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找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衔接点。这一考古发现价值深远，不仅又一次驳斥了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论断，而且第一次清晰印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

庙底沟出土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器物工艺与纹饰描摹相较半坡类型更为精美。遗址出土彩陶数量庞大，以红底黑彩为主，偶见红彩、白衣彩陶等，图案主要是由几何纹构成的花卉形图案。在庙底沟遗址发现的花瓣纹彩陶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器物为泥质红陶，呈钵体盆形，敛口、尖圆唇，腹部绘多组花瓣纹饰，布满器腹。

这些花瓣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庙底沟的花纹实为飞鸟对飞而成的几何图形——两只鸟相向而飞，翅膀与尾羽的弧线交织，便化作了盛开的花朵。这是一种独特的人文转化：在良渚、红山，飞鸟被神化为凤，成为通天达神的灵物；而在庙底沟，飞鸟对飞演绎为花朵、天文图像，用人事代替神事，以人文消解神文。庙底沟人用最普通的红陶，画出了最日常的图案。值得注意的是，“华”与“花”在古音上相通，华夏之“华”是否源于此？此外，金文中的“华”字就是花朵加上花蒂的样子。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瓣纹饰或许就是华夏之“华”的源头。

作为仰韶文化鼎盛期的核心代表，庙底沟文化的影响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东抵海岱、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及燕山，它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融合，构建起了文化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考古学家严文明曾精妙比喻这一格局：整个中国就好像一个以庙底沟为花心的重瓣花朵。庙底沟彩陶的强劲之势，使得大半个中国都被这朵“花”染色了。然而盛景终有起落，在关中平原的东部，一种更简洁、更抽象的风格正在悄然生长。

彩陶褪色时：一个文明的转型与升级

1958年，为配合三门峡库区的蓄水工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陕西华县泉护村进行勘探。他们铲开了一层又一层黄土，读到了一本“地层教科书”：最上层是龙山文化，中间是泉护村二期，最下层是庙底沟类型，三层堆积清晰叠压。

遗址中发现有仰韶文化的典型墓地和居址两大功能区域。泉护村二期的彩陶虽保留着庙底沟花瓣纹的遗韵，但已经高度几何化，绳纹和弦纹成为主要纹饰。红陶依旧占主导，灰陶和黑陶开始增多。更具转折意义的是，仰韶文化中的陶器另类——三足器，在此首度出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陶鹰鼎就发掘于此。

1957年，泉护村遗址西太平庄村民殷思义在犁地时，意外耕翻出一件似鹰如罐的大陶器，他看这件器物虽形象奇怪但很完整，就拿回家做了鸡食盆。次年，北大考古团队在泉护村开展发掘与文物征集工作时，殷思义就想到了自家的“鸡食盆”，于是就将其交给了考古队，这才使这件旷世瑰宝正式面世。

这件陶器是仰韶文化中唯一一件以鸟类动物塑形的，整体像猛禽鸮鸟。鸮喙尖锐，双目圆睁；鹰体健硕，宽尾支地，整体三“足”鼎立，隐含部落稳定、氏族兴旺之意。器物采用成熟的夹砂黑陶工艺，陶土中特意掺入砂粒，大幅提升了耐热性与稳定性，整体器表光滑细腻、空腹厚壁，鹰身造型与鼎腹功能浑然一体，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陶鹰鼎以沉稳、健硕、质朴为美，不尚浮夸、不求繁饰，正是仰韶文化务实守中、不尚虚饰精神的最佳写照。

泉护村二期已呈现彩陶简化、三足器出现的趋势，西王村类型则将这一趋势推向极致。彩陶几乎消失，灰黑陶成为主流，在晋南的黄土台地上，仰韶文化的最后一笔彩，终于落下了。

仰韶文化晚期：西王村的最后一笔彩

1956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沿晋南黄河两岸调查。在芮城县西王村东南侧的台地上，考古队员采集到了仰韶文化陶片，但这里的陶片，与庙底沟的花纹、半坡的鱼纹都不同。1960年，考古队对西王村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西王村类型的陶器，与庙底沟已判若两“陶”。红陶锐减，灰陶、黑陶占据主导，带状网格纹成为基本图案，彩陶几乎绝迹，仅在少数钵、盆上施红彩或黑彩，纹饰为朴素的平行条纹或圆点纹——那是仰韶彩陶传统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是仰韶不尚浮华文化品格的最终呈现。

西王村的器类更是大变，鼎、斝、鬲、甗等三足器大量出现，与泉护村二期的零星发现形成鲜明对比。值得一提的是，西王村遗址出土了一件拇指大小的陶蚕蛹。有专家认为，这件文物的出土为同一时期嫘祖在该区域活动的传说提供了关键实物佐证。

从泉护村到西王村，从彩陶的简化到灰陶的崛起，从三足器的出现到盛行，无形中见证着仰韶文化自身的一场静默革命。

当仰韶文化的彩陶在关中、晋南逐渐褪色时，一支西迁族群在黄河上游点燃了另一座窑火，这就是1923年安特生在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的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其年代约为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是仰韶文化向西扩展、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当中原仰韶文化步入晚期、彩陶传统趋于消亡时，马家窑文化正值鼎盛，彩陶十分发达，橙黄底黑彩占据主导，纹饰繁缛多变，充满动感和神秘。马家窑文化证明，仰韶彩陶的基因并未消亡，在新的土壤绽放出更绚烂的花朵。仰韶文化所孕育的审美基因与文明智慧，也早已融入华夏民族的血脉，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正如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所言：“仰韶文化为中华文化和文明提供了很多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主根、主脉。”

【考古知识卡】

灰坑

灰坑是考古发掘中最为常见的人工遗迹，是古代先民因生活、生产所需有意识挖掘形成的凹坑遗迹。其用途多样，既可作为储藏粮食、物品的窖穴，也可作为倾倒生活垃圾、废弃器物的垃圾坑，部分还兼具祭祀、填埋等特殊功能。灰坑内通常包含陶片、石器、骨器、炭屑、红烧土、灰烬等丰富文化遗物，土质土色与周围自然土层差异明显，是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活动与社会习俗的重要考古依据。

参考资料

[1]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J].考古学报,1965,(01):51-82.

[2] 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01):1-44.DOI:10.16319/j.cnki.0452-7402.1996.01.001.

[3] 武家璧.论半坡彩陶盆的天象图式[J].文博,2020,(03):37-47.

[4] 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J].考古,2012,(03):59-69+109.

图片 | 杜广磊

排版 | 王武龙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