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孔子博物馆:鲁邦遗珍与礼乐传承)
文博时空 作者 江流夜 坐落于中国儒家文化发源地——山东曲阜的孔子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不仅是展示圣贤思想的殿堂,更是承载着鲁国故城千年文脉的宝库。博物馆建筑气势恢宏,通过系统展示孔子思想与圣裔家族的传世积淀,将齐鲁大地的历史厚度与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有机串联。
展柜之中,不仅有源自战国鲁地贵族生活中的精巧饰物,那些镶金嵌玉的匠心工艺,诉说着先秦时代礼乐之邦的审美风尚;亦有深藏于孔府旧藏中的皇室馈赠,从彰显文人雅趣的墨石珍玩,到象征皇家至高权力的珐琅彩绘与雕金圣旨盒,无一不展现了圣裔家族与历代王朝之间深厚的政治联结与文化交互。
这里不仅是瞻仰圣人的窗口,更是一个活化的文明坐标。它以专题展览为特色,将礼制、信仰、权力与日常匠心融为一体。这些珍贵的藏品,是儒家礼法秩序的实物注脚,它们跨越了王朝的更迭,静静地向每一位到访者讲述着华夏文明如何在尊礼守序中薪火相传,带你从物质遗存中读懂孔子思想在两千年历史中那份坚韧而辉煌的影响力。
1. 战国 镶金银质猿形带钩
带钩,是战国贵族日常服饰中必不可少的构件,它既是束带的实用纽扣,也是彰显身份的时尚装饰。这枚出土于鲁国故城遗址贵族墓的镶金银质猿形带钩,将大自然中灵巧的长臂猿定格于金属之上。猿猴身姿舒展,前臂凌空跃动,仿佛下一秒就要挣脱束缚。工匠以银为骨,覆之以金,双目嵌入剔透的蓝色料珠,将猿猴毛皮的质感刻画得栩栩如生。对于东周贵族而言,这样一件带钩不仅仅是系革带的组件,更是一份随身携带的“雅趣”。它不仅体现了战国工匠将动物拟人化、动态化的极高技艺,更折射出当时贵族阶层对自然生命的敏锐观察,让严肃的礼仪服饰在细节中透出一份难得的活泼与生机。
2. 战国 鎏金镶玉铜带钩
若说猿形带钩是灵动之美的代表,那么这件鎏金镶玉铜带钩,则将战国时期的奢侈风尚展现得淋漓尽致。器形扁宽大气,通体闪烁着鎏金的夺目光彩,在光影流转间尽显富贵。工匠运用了极具匠心的装饰工艺,在金光灿灿的铜体之上,巧妙地镶嵌了温润的绿松石与鸟形玉片。那钩首雕琢为威严的兽首,钩身处羽翼与爪纹交织,展现出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图腾美感。这种“金玉交辉”的设计,是东周贵族对美学极致追求的典型范式。佩戴着这样的带钩,贵族们在朝堂集会或宴饮交际中,不仅能束缚衣襟,更能在举手投足间彰显出不可侵犯的阶层尊荣。
3. 战国 黄玉马
这匹娇小却傲视群雄的“玉马”,仅有5.7厘米高,通体由珍贵的黄玉琢制,经千载埋藏,沁色出别样的岁月质感。不同于常见的平面玉饰,这匹马采用立体圆雕技法,高挺的双耳、圆润的眼睛,尤其是那微微上扬的“微笑唇”,赋予了它超越时代的可爱神韵。其背部雕饰的小卷尾与腿部清晰的肌肉纹理,不仅展现了战国玉雕工艺的巅峰水平,更体现了那个时代贵族对马的崇尚与精神寄托。在东周贵族看来,马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君子六艺的载体。
4. 宋 龙头墨玉钺
这件墨玉钺是对冷兵器的礼器化,隐喻着儒家崇尚的“文武兼备”之道。玉质深邃凝练,两面立雕的龙头威严庄重,张目扬发间透着皇权与礼教的震慑力。在礼乐文明中,钺即“大斧”,既是执法的威刑,更是君子行权、守护纲常的象征。此件墨玉钺虽为器物,却以玉的温润中和了斧钺的杀伐之气,展现出宋代礼学思想中“以德治国”的深层逻辑,是古代仪式礼器中“德武合一”的典范。
5. 清 “大吉”掐丝珐琅葫芦瓶
这件掐丝珐琅葫芦瓶,是清代掐丝珐琅工艺的结晶。葫芦形制圆润,暗合“福禄”谐音,其特殊的束腰设计将器物一分为二,象征着天地和谐、阴阳互补。上部饰暗八仙纹,即八仙所持法器:葫芦、鱼鼓、阴阳板、荷花、芭蕉扇、宝剑、花篮、笛子),下部饰八吉祥纹:法轮佛(法圆轮)、法螺(佛音吉祥)、宝伞(覆盖一切)、白盖(遮覆世界)、莲花(神圣纯洁)、宝瓶(福智圆满)、金鱼(活泼健康)、盘长结(回贯一切),间饰朵云纹。腹部中心鎏金楷书的“大吉”二字,在浅蓝珐琅釉地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重。此类器物常现于孔府等礼制世家,每逢吉庆大典,它便作为供奉之礼,体现了古代家族对家族繁茂、国泰民安的至诚祈愿。它将皇家工艺与世俗礼仪巧妙融汇,成为圣裔家族日常生活中礼度与福运的具象载体。
6. 清 奉天诰命盒
这件孔府旧藏的木雕鎏金的圣旨盒,是孔府礼制地位与皇家威仪的实物档案。盒身采用须弥座式造型,九龙环绕,穿梭于祥云与海水江崖之间,气度恢宏,象征着皇权的无上尊严与对孔子后裔的极端尊崇。盒中心满汉双语的“奉天诰命”的牌匾,标志着这是一件专门护持皇帝封赏衍圣公的礼仪重器。
孔子后人的地位在帝制时代极为超然。自汉高祖封孔腾为奉祀君起,孔子嫡裔世代受封;宋代正式册封“衍圣公”。至清代“衍圣公”更被特许在紫禁城内骑马并行御道,其礼遇之高,足以比肩帝王之亲。这件诰命盒不仅是保护朝廷文书的容器,更是一个文明符号。它见证了“尊师重道”作为国家政治基石的深刻影响——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对圣裔的册封与尊礼始终如一。盒子上的九龙纹饰与庄严铭文,诉说着孔子家族在历代帝王庇护下的显赫荣光,反映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体系中,皇权对儒家思想及其传承者长达两千余年的崇敬与守护。
7. 清 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
雍正二年(1724年)孔庙遭雷火焚毁,雍正帝特发内帑(皇帝的私库、皇家经费,非国家财政)按“帝王宫殿之制”重建,大成殿及两庑覆黄琉璃瓦。这套五供是雍正帝特谕养心殿造办处,参照供奉康熙皇帝梓宫的寿皇殿珐琅供器为模本烧造的——用供奉皇祖的皇家最高规格礼器来供奉孔子,表明清廷将孔子抬升至近乎“帝王师”的至尊地位,是清代“尊孔崇儒、以儒治国”国策的集中体现。
这组五供是雍正皇帝于雍正十年(1732年)颁赐给孔庙的一组祭器,包括香炉一、烛台二、尊二。在祭祀孔子时,它们被陈列于大成殿内。它是国内已知现存体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雍正朝铜胎画珐琅器,紫铜为胎、明黄釉地绘缠枝牡丹与寿字纹,带“雍正年制”楷书款。同类寿皇殿、恩佑寺珐琅五供均已佚失,唯此套幸存,兼具极高工艺价值和文物稀缺性。
图片 | 杜广磊
排版 | 王武龙
设计 | 尹莉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