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要让你深爱的人只埋在尘土里”)
朱学东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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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想家了,就回来,这里有果子吃。”
在南风窗做过记者的陈莉莉女士,写了一本关于父亲、亲人和故乡的非虚构作品《月里记》。上面那句话,是父亲在陈莉莉要离开故乡的时候和她说的。
月里,徐州的一个村庄。陈莉莉在这里出生、读书、然后考上大学。在一个重男轻女传统的大环境中,她和妹妹一路都得到了父母亲友的呵护,得以快乐成长。但,在她20出头的时候,天塌了——她的父亲得了癌症,如此突然。然后是并不漫长的求医问药,各种手忙脚乱,各种恐惧……体弱多病的父亲,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母亲和女儿一直是被父亲照顾的人,过往一切都似乎在父亲的掌握中,他却突然躺下了……
父亲去世之后,陈莉莉难以承受。她去往藏区支教,为了走出失去父亲的伤痛。那些回想起父亲的悲伤的夜晚,陈莉莉对着电脑写字倾诉,这种倾诉,既是对过往生活的追忆思念,也是一种自我挣扎和努力:
“他走了以后,我用写信的形式写下了很多字,就像我在对他说话。我真正意识到他对我的重要,意识到生命里那无法重建的破碎感,以及无法安抚的痛。那些字是我的秘密角落,是人生的不顺袭来时跑去大哭一场的精神基地。”
多年之后,这些电脑里的文字,最终成为《月里记》——关于一个普通的“绝户头”男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一生。在书里,陈莉莉追溯着自己和亲友记忆里父亲做过的一件件小事——其实都是真正的大事,无论是为家人、为他人还是为自己——就像啼血的杜鹃;以及围绕这个男人和他的家庭展开的各种社会关系、风土人情,乃至时代和乡村变迁。
父亲去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也都在对日常琐细之事的追忆和叙说里:一叠为求医往返的车票、一件松垮的藏青西装、留到冬天的罐头……那些旧物,就像马尔钦·维哈《未弃之物》里母亲的遗物,文字细腻、内敛克制与情绪张扬并存。读来令我唏嘘。
“希望这世间所有的生离死别,都有诉说之地。”陈莉莉写道,“写他是抵达完成的其中一项内容。把他写出来,也许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孤单了。”
就像萧红的《呼兰河传》,《月里记》是陈莉莉仓促而漫长的一场告别。父亲因病去世的猝不及防,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母亲、妹妹和亲友,尤其是陈莉莉自己,都没有意识、没有准备。在那个最爱自己的父亲去世后,陈莉莉被迫从生理成年,逐渐真正长大成人,独自面对所有的一切。于是,有了今天走出月里的陈莉莉,不仅自物理世界,更在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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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很多记者转型写作。有写小说的、有写剧本的;有写历史题材的,有写非虚构的。我个人更喜欢那些“写身边故事的”,尤其是作者父祖辈命运的非虚构作品。陈莉莉的《月里记》之外,还有黄鱼的《花园与父亲》、李凡的《听妈妈的话》。
3本风格不同的非虚构作品,都是写自己的父辈。3位作者都不是名人(李凡甚至隐匿了真名和记者的职业身份),写他们默默无闻的升斗小民的父辈,其实很难写。毕竟没有大场面、大事件,看起来都是日常生活里的鸡毛蒜皮,但这几本书的书写,都克制而饱含情绪,没有老手的油腔滑调、花里胡哨,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投射。他们如此打动我。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成功学一度盛行,对成功的崇拜,使得人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登龙门。“努力就能逆天改命、不幸福是自己努力不够”的价值观流行于世。所以,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文学的主题,基本都对准了成功人士,政商名流、文体明星……
普通人的故事、命运能被关注到,要么是悲剧新闻的主角,要么是一些灾难性事件的主角,要么是宏大叙事的背景底色衬托。也有例外一点的,不多,比如曾经的东方时空的“百姓故事”,《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新京报》的《逝者》栏目……
2009年,我为当时即将改版新办的《中国周刊》写的编辑大纲里,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针:不仅要关心名流的新闻故事,更要关切普通人的故事、普通人的命运。尽管他们的影响力不如名流——用现在的流行话术说就是没有流量——但不能等到他们成为一些事故的主角才关注他们,白纸黑字记录下的那些未被留意的人的故事,是我们的责任。在他们的命运中,也可以观照到我们自身的命运。
关注普通人的故事,或许因为我自己出身普通农家。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让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后来我知道了,我必须为自己父祖辈们发声,这是为人子以及受过教育者的责任,我自己也一直努力在做。
这个思路的思想资源,来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1936年,斯诺在姚克、萧乾、杨刚等人的帮助下,曾经用英语编译出版过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向英语世界推广(1983年该书中文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里都是鲁迅、茅盾、沈从文、林语堂等写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斯诺在序里写道:“这里……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以普通人为叙事主角,其实一直是文学的传统,《诗经》里就有……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写夫人的婢女,短小精悍而动人……鲁迅不仅自己写的小说都是以普通人为主角,他和周作人早年联手翻译的海外小说,也多是以普通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故事为主;汪曾祺的小说也多是写平民。这样的传统也不只是中国,如《悲惨世界》《雾都孤儿》《斯通纳》《伦敦塔集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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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有部小说《大人物》,里边有个女主——镇远侯府的小姐田思思,整天想象并追慕江湖上的大英雄。我过去也有点类似田思思,喜欢读大英雄和大人物的故事。年岁渐长,见识日丰,我的世界里再没有英雄,只剩下“悍将忆旧”“老僧听雨”“白头宫女话玄宗”依然陪着我。
这些年,随着技术进步,写作与阅读一样,越来越平权化,不再是一种特权。个人的自由写作和素人写作不仅成为可能,更开始流行。关于普通人的非虚构故事,越来越多进入我的视野,《平如美棠》《秋园》(卷入争议是另一回事)便是这类。另外还有海外的《娜斯佳的眼泪》(马里乌波尔三部曲)等等。
我于是越来越喜欢小人物和普通人的故事。我读他们的故事,会觉得那些“庸众的世界”里就有我的影子——读《斯通纳》时我就认为,如果我没有离开高校而继续当教员,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版本的斯通纳。当然,现在也差不多,只是生活比斯通纳幸福美满得多。
我之所以喜欢普通人的命运故事,尤其是非虚构作品,一方面是对高大全、假大空以及“成功者一切都是对的”逻辑的厌恶,另一方面是对普通人平凡日常的亲近,那些日常生活是我的父祖辈、兄弟的生活,也是我曾经乃至现在的生活。野百合也有春天,一根葱也有自己的世界,它们自有它们吸引人的地方。
普通人的故事,就是静水深流,是一个时代宏大叙事的底色,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些普通中国人、底层中国人,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同程度表征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命运。
就像《月里记》里,那些寥寥数笔记录下来的时代的灰尘:因为头胎是女儿,父母生了二胎,身体不好的父亲被清退回家重新当了农民;生了两个女儿,被称为“绝户头”;乡村边的污染的化工厂,化工厂搬走后办了棺材厂;夺走父亲生命的疾病,不止父亲一个人得……灰尘落到普通人身上,就会改变人的一生。
我们的父祖辈,包括至今没有走出农村的兄弟姐妹,或者在城镇生活的普通人,是这个时代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他们需要被记录。没有记录,谁会知道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命运?
2026年10月22日,万圣书园为陈莉莉《月里记》分享会所写的推文,题为“不要让你深爱的人只埋在尘土里”,我觉得直抵我心。不过,不能都要等到告别之后再写。
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常遭时代动荡带来无妄之灾。幸赖一支秃笔,描摹平民命运,如此栩栩如生,堪比世家列传。早年读汪曾祺小说时,我曾经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样的评价,同样可以用在《月里记》《听妈妈的话》这样的作品上。
这些年,我一直鼓励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必须记录下我们自己的生活、父辈的生活。我们的父辈,或因受教育或其他原因,未必都能为自己记录,作为子女的我们,记录还原父辈的生活、父辈的命运,不仅仅是为人子女的责任。追寻和写作的过程,也可以厘清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命运。这既是告别,也是新始。
这种写父辈、写身边人、写自己的看似私人化的表达,哪怕是喋喋不休,无论之于个人还是历史,也具有公共意义。
“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无论小人物还是大人物,高贵者还是卑贱者,都有一种爱美的本能,一种美化和装饰的愿望,它们散布在世界上形成了生活的魅力。”法朗士在《我们为什么忧伤》中写道。
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活得更好,我们必须记录下父辈和自己的生活。有这样的文字在,后人总不能说我们偷懒了,说我们辜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