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鸟而生,斯温侯在中国(下))
崭露头角的鸟类学家
一年多的休养,斯温侯其实一刻也未停止写作和学术交流。
1863年,斯温侯认为自己已经恢复健康,他重新踏上了返回中国的行程。不久之后的1964年2月,他又回到台湾岛,公务之余的探险之旅也随之重启。
持续一年的伦敦学术之行,彻底拓宽了斯温侯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生涯。斯温侯在其后的岁月中,源源不断地发表着论文。边探险、边写作,成为他此后的饱满的生命状态。
1964年5月,斯温侯循着海路绕基隆、苏澳等地探险,在基隆的一个洞窟采集了蝙蝠,又在社寮岛(即和平岛)上采集了多种动植物。
1864年8月,为了筹备在高雄设立领事馆,斯温侯奉调由淡水前往台湾岛南部的高雄。1865年,年仅29岁的斯温侯晋升为正式领事。
斯温侯继续着探险和论文写作的工作。其渐渐积累的声誉,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由欧洲各地的收藏家和线人组成的圈子,其中有一位法国牧师阿尔芒·戴维(Père Armand David),他于1862年也来到中国,并于 1869年发现了大熊猫。
1865年,斯温侯翻译了中国官方地名录《台湾府志》中关于动物的记述,这是以西方的方式对台湾岛本土野生动物进行分类目录。斯温侯在翻译的时候提出了他的质疑:
作者不是自然学家,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没有见过他们所描述的动物。
显然,热衷于野外探险的斯温侯,他所崇尚的科学探险,此时还没有正式引入中国。
1866年2月,斯温侯曾来到台湾岛玉山附近探险,观察到水鹿等一些大型动物。
斯温侯在后来写作了《台湾鸟类学》一书。这虽然是一种学术著作,但在记述这些鸟类的同时,往往也触及了台湾岛当地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生态。例如他提到了鹦嘴鸟,这种鸟是台湾岛原住民在与邻近部落作战前的一种预兆鸟,也是部落首领们非常珍视的战斗宠物。斯温侯写道:
这种鸟完美地体现了所有台湾鸟类所表现出的狂暴精神。
斯温侯在描述这种鸟时所配的插图,也让读者对这种鸟的恰当性毫不怀疑。
1866年春天,斯温侯收到了消息,要求他乘坐第一军舰返回厦门,去负责厦门领事馆的工作。作为第一位进驻台湾岛的外交官,斯温侯对台湾岛恋恋不舍,他在日记中说:
我将在几天内对台湾岛说一声长久的再见。
斯温侯继续在厦门对台湾岛行使领事权力,但这时候,他的科学探险的兴趣,转向了中国更广袤的地区:
在我成功地对台湾岛研究之后,我决定去海南岛访问。
这次探访机会出现在1868年。当时,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拉斯伯恩·阿尔科克(Rutherford Alcock)派遣斯温侯去探访海南岛,并确定其开展商业贸易的潜力。斯温侯的脚步由此进一步扩展。
斯温侯总是在田野考察中,有系统地收集标本。他对海南的访问从1868年1月持续到4月底,之后他前往北京。
这是斯温侯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的行程应该是向公使阿尔科克详细汇报其在海南岛进行的考察情况。斯文侯大约5月中旬来到北京,这个时节,正是北京雨燕在筑巢和育雏的时候。
1968年,位于北京皇城附近的英国公使馆已经设立了7年。这与7年前斯温侯参加的那场战争直接相关。19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最为重要的条款便是英国将派公使进驻北京,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馆。英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并可在各通商口岸租地盖房、设立教堂、医院、仓库等机构。在两年后的中英《北京条约》,也重申了这些条款。
1859年3月,英国外交部任命卜鲁斯(Frederick Bruce)为首任驻华公使兼商务总监,卜鲁斯是额尔金的胞弟,也是中英《天津条约》的英方谈判代表。正是卜鲁斯拒绝由天津北塘登陆进京换约,才挑起第二次大沽之战。遭到惨败后,英法两国组织了远征军,最终攻入北京。
在《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外交官便与恭亲王奕䜣议定,以每年1000两租银的价格租用了北京城内东江米巷北、御河西岸的梁公府(淳亲王府),作为英国使馆的驻扎之地。于是,梁公府便成为外国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使馆。
翌年3月26日,卜鲁斯正式进驻这里。
梁公府坐落于如今的东城区东交民巷正义路西侧5号院,这座府邸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是康熙帝第七子爱新觉罗·胤祐的府邸。这座王府原街门面临御河,其建筑布局分为3路,中路是宫殿式绿琉璃瓦顶建筑群,分前殿和后寝两个院落。
梁公府被设立为英国公使馆后,府邸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这处院落是典型的王府建筑,大门位于中路,五间前后廊歇山顶建筑,中启三门,檐下五踩重昂斗拱。正殿面阔五间,周围廊,歇山顶建筑,覆绿色琉璃瓦,檐下单翘重昂七踩斗拱。如今,仪门、正殿、翼楼、寝殿和配殿等建筑依然保留了下来。
这样的建筑形制是北京雨燕最好的栖息之所。想必,来北京向公使述职的斯温侯,一定注意到了在头顶上盘旋和鸣叫的北京雨燕。
斯温侯此次来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汇报关于海南岛的考察情况。尽管海南岛最终被认为不适合设立英国领事馆,但斯温侯认为,海南岛同样蕴藏着丰富的科学和文化素材——他也同样撰写了大量文章。
在《论海南的鸟类学》,斯温侯列出了172种鸟类(其中有15种新鸟类),1870 年刊登在《IBIS》上。而《海南考察记》和《海南原住民》一起刊登在 1872 年的一期《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上。
斯温侯在北京逗留了至少5个月的时间,这一次的北京之行,斯温侯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考察和探险。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从斯温侯的行为习惯可以推测,在这次驻留北京的时间里,斯温侯一定深入观察了北京雨燕并制作了标本。遗憾的是,关于斯温侯在北京期间是如何观察北京雨燕的,并没有留下记录。
19世纪,来自欧美的探险家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将采集的动植物标本均送回母国,成就了他们在本国科学界的声名。但斯温侯除了将标本送回英国,更以国际通用的、由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提出的“二分法”——即署名加种小名组合成学名的分类法——为诸多动物命名。
斯温侯为北京雨燕正式命名:以北京为模式产地的北京亚种“Apus apus pekinensis”便是按照这种方式予以命名。
1868年秋天,斯温侯又接受了新的使命,他带着两名语言学家越过长城,前往张家口进行贸易调查。他在提交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旅行报告中,强调了俄罗斯贸易对张家口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国茶叶的出口上,但几乎没有进口俄罗斯商品的迹象。英国商品的唯一证据是“从天津带来的钻头和鸦片”。
1869年年初,英国驻华使馆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长江考察活动,斯温侯再次受命前往。
长期以来,英国商人一直在寻求在长江上游建立开放港口,在英国上海商会的压力下,阿尔科克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确定在宜昌上游约800英里进行蒸汽航行的可能性。
这次,英国考察团配备了3艘小汽船,考察团成员包括两名海军测量员、商会的一支特遣队以及斯温侯,斯温侯彼时担任阿尔科克的巡回领事,他不仅有语言专长,还因其无与伦比的观察能力而备受推崇。
考察团于3月8日从上海出发,4月9日抵达宜昌,宜昌上方的急流迫使他们改乘帆船。测量人员检查了急流,并报告说无论如何爆破,都无法改变这里河水难以控制的性质。斯温侯和商人们继续乘船前往重庆,并于5月12日抵达。
在抵达重庆的第二天,英国考察团的仆役买了一只雉鸡回来。幸运的是,这只雉鸡在交给厨师之前被斯温侯看到了:这只雉鸡没有颈圈,于是斯温侯试图再找一些雉鸡的标本,但都没有成功。当地人说,他们从未见过有白色颈圈的雉鸡。斯温侯将这种鸟命名为中国环颈雉(Phasianus decollatus)。
此外,考察团还成功捕获了4头珍稀麋鹿,但当斯温侯抵达时,其中两头已经死于营养不良。斯温侯把剩下的雄鹿和雌鹿的饲料,从谷物和青草换成了榆树枝和荆棘——这两头鹿对此有着热情的反应。
在斯温侯的关照下,这对鹿后来远渡重洋来到英国,成为第一批在欧洲安家的麋鹿,如今仍在贝德福德郡沃本修道院场地上漫游的畜群,便是它们的子子孙孙。
1969年7月,结束了约4个月的长江考察之后,斯温侯跟随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或许是长期的野外探险损害了斯温侯的健康,他未作过多停留便立即返回英国休假。这一次,他选择途经日本、旧金山和泛美铁路,于9月底抵达伦敦。
回到伦敦后,斯温侯立即进入了创作高峰。
仅在1870年,他就发表了18篇关于海南岛、长江等和中国有关的文章。他还编写了巨著《中国鸟类名录修订本》的最终草案,其中列出了675种鸟类。1870年5月9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论文集发表了他在该学会的演讲《长江上游的特殊使命》,并附有 1869年测量员绘制的折叠地图。
正是在这些著作中,斯温侯正式为北京雨燕命名为“Apus apus pekinensis”。从此,这个名称成为北京雨燕在鸟类科学谱系中的正式名称,从而被当时主流的自然学界所认知。
有很多文献说,斯温侯是在1970年的北京发现并命名了北京雨燕,这个说法并不准确。1870年这一年,斯温侯其实身在伦敦,他细致地观察北京雨燕,应该是在1869年。甚至,在他第一次随着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了北京雨燕。而他正式将其命名,应该是在1970年在伦敦集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
那么,斯温侯是如何根据卡尔·林奈的原则,给北京雨燕命名的呢?
其实,对于自然物种的发现、命名和分类工作,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然而直到1735年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von Linné)的《自然系统》出版,才标志了动植物双名法则的诞生。至此,分类学家可以用国际命名法规来为新物种“起名”。
林奈身处的17世纪,正是欧洲的大航海世纪,许多航海归来的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带回了世界各地的动植物,这一方面丰富了人们的认知,让人意识到不同大洲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动植物世界;另一方面,人们用自己的喜好为之命名,这便造成一物多名或异物同名的混乱现象。
林奈在看似无序的自然界发现了秩序和条理。他建立了为动植物命名和分类的体系,从概念上对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加以区分,这一体系帮助科学家们深入理解植物学、生物学、生态系统以及生物结构。因为任何生物都属于某一种界、门、纲、目、科、属、种,都从属于动植物王国——就如同一棵树的枝、叶和树干都是这棵树的一部分一样。
林奈曾经这样写道:通过有条理的分类和确切的命名,我们可以区分并认识客体……分类和命名是科学的基础。在每个物种的拉丁双名之后,还有一个词是物种定名人的姓氏。也就是说,只有对这个物种进行科学描述并为之起名的人,才有这个权力把自己的姓放在物种的名字之后。
“Apus apus pekinensis”这个命名,正是遵循这一方法。“Apus apus pekinensis”中的“Apus apus”表示普通雨燕的种名,“Apus”,拉丁语的意思为“没有脚的”。而“pekinensis”则表示它是普通雨燕的一个亚种,特指北京亚种。?北京雨燕仍是一个通俗的称谓,按照科学的学名的翻译,我们应该称之为“普通雨燕北京亚种”。
对于博物学家来讲,把自己的姓氏置于新发现的物种之后,当然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他们也将随着这个物种的命名,被后继的研究者所铭记。
由于世界各地还有大量物种的分布情况尚不为人所知,众多的业余自然爱好者也得以有机会去命名和描述新物种,并得到权威的认可。
在19世纪的中国,身处“异域”的英国人有一个紧密的联系网络。因为斯温侯在博物领域积累的声名,他常常会收到一些动物标本或相关线索。在华的英国人得到某种不常见的动物,都尽可能地送给斯温侯。而经由斯温侯的命名,赠送者很可能会以其名字来命名某种动植物的名字——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
当时,英国上海领事馆的一位工程师罗伯特·亨利·博伊斯(Robert Henry Boyce),从日本带回了一对“鹤”,养在领事馆的花园里,但这对日本来客很不友好,常常攻击花园里的中国鹤。于是,这对霸凌者被博伊斯赶出花园,遣送给了斯温侯,斯温侯却发现它们并不是鹤,而是鹳,还是个尚未被命名的新物种。斯温侯将其命名为Ciconia boyciana(东方白鹳),而博伊斯的名字,也在这个新物种的命名中被留存。
斯温侯还曾向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葛显礼(Henry Charles Joseph Kopsch),索取一种鹿的标本,这种鹿常常在鄱阳湖和芜湖之间的山区出没,而葛显礼正在九江海关任职。为此,斯温侯承诺这种新鹿种会以葛显礼的名字命名。
最终,斯温侯在葛显礼的帮助下,于1873年成功获得了该鹿的标本,并确认其为新品种。他也兑现了承诺,将这种鹿命名为Cervus nippon kopschi(华南梅花鹿),葛显礼的名字也因而在生物界留下了印记。
在林奈创立了双名法之后,鸟类学界的研究人士纷纷将一些原本已知的鸟类按照命名法赋予学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是几个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时期。这些国家的科学家、探险家、传教士深入到世界各地,在各个领域探寻未知的事物。其中,发现野生动植物的新物种,更是他们乐此不疲的事情。
一方面,这些新物种为科学地命名,发表在专业的期刊上,增进了人们对于新物种的认识;另一方面,大量的动植物标本流入资本主义列强的博物馆、收藏家的私人珍藏中,促进了博物学的发展。鸟类学在这个时间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1858年,英国鸟类学会(British Ornithologists’Union)在伦敦成立,使得鸟类学研究从动物学研究中脱颖而出,自成体系。
1859年,英国鸟类学会的会刊《IBIS》创刊,它与1830年创刊的《伦敦动物学会会报》均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期刊之一,因此这段时间,在世界鸟类学史上被称为“大命名时代”。
斯温侯取笑那些留在英国国内的博物学者们,说他们总是不加分辨地滥用中华(Sinensis)这个词来指称从中国来的一切东西,这或许是英国人对中国的广袤领土还缺乏认知。他解释道,某一个标本有可能只是来自这个庞大帝国的一个孤立的角落,甚至是西藏或满洲某个遥远的地方。斯温侯能采用非常明确而具体的称谓,例如,他以郑成功来命名一种在台湾岛发现的鼠类,因为他认为,这种鼠类是从大陆移居到台湾岛,而且支配了台湾岛的鼠类种群。
在他进行了海南岛的考察之后,斯温侯还提议用苏东坡来命名在海南岛发现的一种鸟类,因为苏东坡曾在海南岛生活了很多年。这些想法听起来有些天马行空,在英国的博物学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当然是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但斯温侯支持采用本土的元素来命名新发现的动植物,以留存这种动植物的渊源。
斯温侯在1870年的一篇文章中,还提出了貘曾经在中国土地上生存的看法,因为他在翻阅古籍时,发现了根据这种动物描绘的图画。
这一次回到英国,斯温侯的假期持续了近18个月,并于1871年4月再次启程前往中国。
斯温侯的燃情岁月
1871年5月,回到中国的斯温侯,被任命为英国公使馆驻宁波的代理领事。
斯温侯的探险之旅当然又启动了。他在宁波附近的山区,又发现了几种新鸟类,包括两种华丽的雉鸡。他将其中一种命名为Pucrasia darwini,以纪念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和理论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此时的达尔文早已享誉英伦。达尔文的野外考察开展得更早,在斯温侯出生前5年的1831年,达尔文便作为博物学者登上了英国皇家军舰“贝格尔”号,进行了长达5年的环球科学考察,并在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
斯温侯是达尔文赠送其第一版《物种起源》的90位同事和朋友中的一个,而斯温侯也迅速接受了达尔文主义。此后,达尔文和斯温侯常有书信往来。
同为博物学家,达尔文是斯温侯崇敬的前辈。事实上,斯温侯也获得了达尔文的注意。在达尔文1871年的论著《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达尔文多次提到斯温侯和他的发现。达尔文的这本著作,核心观点是为了说明性选择在动物进化中的关键作用。斯温侯在中国发现的戴胜鸟和池鹭等标本,为达尔文的观点提供了例证。因为这些鸟类的雄性总是比雌性数量多,达尔文借此用进化论的观点加以解释:
正是因为性比失衡,这些鸟类的雄性为了获得与雌性的交配机会,进化出了更为漂亮的羽毛。
斯温侯命名的另一种雉鸡Syrmaticus ellioti,则是以一位美国鸟类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这种鸟让发现者赞不绝口:“这真是一只美丽的雉鸡,也许是这一类中最可爱的”。总的来说,斯温侯负责命名或发现了雉鸡科56个成员中的6个。
斯温侯的科学事业,和他的领事事业一样,进入了一个高峰。有的著作说,这一时期的斯温侯因痴迷探险和鸟类学研究而冷落了妻子。
但是,一种未明确的麻痹性疾病,却迫使斯温侯不得不放缓了脚步。1873年年初,斯温侯离开了宁波,并在这一年4月被派往山东省烟台,任职英国驻芝罘(烟台)领事。
根据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宁波和烟台,都是新增的通商口岸。斯温侯作为早期的领事,肩负着为大英帝国探寻更多的商业贸易可能性的使命。
尽管烟台以其“产卵”水域和宜人的海滩而被英国人所推崇,但这并未能给斯温侯的疾病带来缓解,斯温侯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病倒了。
1873年10月,斯温侯不得不告别中国,办理了退休,带着他收集到的分属于650种鸟的3700件标本回到了伦敦。
回到英国后,斯温侯仍然积极关注周围的科学社区,并经常出现在伦敦动物学会的会议上。作为学会主席的年度致辞中,斯克莱特将斯温侯描述为“有史以来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探索自然学家之一”。
在1874年至1877年间,斯温侯对他带回来的动物标本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这段时间,斯温侯是在与日益恶化的身体状况赛跑。
1876年,斯温侯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77年上半年,他在伦敦万国博览会上(The London Exhibition of 1877)设置台湾岛专柜(Formosan Booth),展示台湾岛原住民文物与鸟类标本,并因此荣获了奖章和奖金。
直到1877年10月,斯温侯还在《IBI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位美国动物学家在台湾岛发现的一种新的鸟类。
同月28日,带着未竟的博物学梦想,斯温侯去世了,年仅41岁。
斯温侯的妻子Christina 之后回到英国生活,一直到1914年于布莱顿去世。他们共育有6个子女。同时期的博物学家,评价斯温侯因为长期野外探险而忽略了与家人的生活。不过,斯温侯曾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了一种太阳鸟“Mrs Swinhoe’s Sunbird”(Aethopyga christinae)——这或许是他作为博物学家的一种“特权”。
无论如何,斯温侯是最早尝试回答“中国有多少种鸟”这一问题的博物学家。
斯温侯在年仅27岁的时候,就在伦敦动物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中国鸟类名录》(Catalogue of the Birds of China and its Islands),这是关于中国鸟类种数的首份名录,当中收录了454种鸟类。1871年,他又在同一家期刊上推出了修订版,收录鸟类675种。
斯温侯在台湾岛停留的4年,是他生命力最为旺盛的阶段,因而对那里的博物学有重要贡献。他在岛上采集或观察的动物包括哺乳类、鸟类、爬虫类、两栖类、鱼类、昆虫、软体动物及海栖类无脊椎动物,甚至还包括植物。斯温侯关于台湾动物的首篇报告是1862年发表的“On the Mammails of the Island Formosa”,这篇报告以精致的绘图介绍了17种哺乳类动物,是有关台湾岛动物的首篇科学性报告。
在这篇报告中,斯温侯以新种记录水鹿(Cervus unicolor)、刺鼠(Rattus coxinga)、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 xanthospila)、台湾鼯鼠(Petaurista pectoralis)等4种动物,其中台湾鼯鼠是他在台湾岛南部采获的超级珍贵的标本,至今未采到第二只。
时至今日,许多台湾岛内的动植物的学名,都以斯温侯的姓氏——Swinhoe——来命名,例如台湾长鬃山羊(Capricornis swinhoei)、蓝腹鹇(Lophura swinhoei)、斯氏攀蜥(Japaluna swinhonis)、轮纹赤蛇(Calliophis swinhoei)、斯氏天牛(Paraglenea swinhoei)、薄菱蜗牛(Bulimus swinhoei)、草包蜗牛(Ennea swinhoei),甚至还有植物中的斯氏树莓(Rubus swinhoei)……可以想见,斯温侯在台湾岛的外交官任上,是以怎样的热情和精力投入野外考察的。
1863年刊登于《IBIS》上的《台湾鸟类学》(The Ornithology of Formosa,or Taiwan),是斯温侯发表的有关台湾岛鸟类最核心、最重要的文献,文中描述的鸟类达186种,经他发现的鸟类超过已知鸟种的三分之一,之后还不断补充发表。总计,以斯温侯直接或间接命名的鸟种就达227种。迄今为止,台湾岛记录的鸟类总数已达686种,约有33%与斯温侯有关。
斯温侯在《台湾鸟类学》中写道:鸟是他最喜爱的动物,他竭尽所能地搜集当地的鸟类标本和资料,也提出了一份自认为“相当完备的鸟类名单”,并对此感到自豪。
当时,博物学家发表新物种时,必须附上物种的图画形态。19世纪的摄影技术尚未很发达,要想呈现动物栩栩如生的样子,必须靠手绘。因此,斯温侯除了给物种命名,还自己或请画家手绘动物,展现其体型和毛色特征。
英国动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在回顾这位野外研究先驱时,指出了斯温侯对动物地理分布科学的重要贡献:
由于斯温侯先生本人的努力,如果不包括欧洲、北美和英属印度,我们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温血脊椎动物的了解,可能都没有我们对中国沿海地区及其岛屿的了解更全面、更准确。
在20世纪初,斯温侯的名字不时出现在日本和欧洲的鸟类学出版物中。多年来,自然学家们一直对他在第一部著作《厦门鸟类学》(1860年)中提到的一个物种——中国白鹭(Egretta eulophotes)的状况感兴趣。这种鸟因其稀有性以及与其他物种的相似性,经常被鸟类学家混淆——它几乎被20世纪的羽毛贸易所灭绝。
直到1913年,这种鸟类才被确认为一个“优良”的物种,被别称为“斯温侯白鹭”的这个物种,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濒危物种。
1863年,斯温侯在他的文章《台湾的鸟类学》中记述了台湾特有种蓝鹇的发现过程。
我雇用的猎人告诉我,在山里发现了一只被当地人称为Wa-koe(哇鸡,闽南方言)的鸟,这种经常在深山老林里活动而很少下到低海拔环颈雉分布的区域。每个清晨和黄昏,雄鸟总会站在树枝上或高处像公鸡一样展开漂亮的尾羽,雄赳赳气昂昂地发出高亢的鸣叫。
斯温侯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没有被科学描述的大型雉类,他让猎人们尽最大的努力帮他采集Wa-koe的标本。斯温侯也经常蹲守在Wa-koe出没的树林,可始终没能一睹它的芳容。
1862年4月1日,猎人终于捕获了一只雌性蓝鹇,他们怕天热会腐烂,把这个标本的肉剥了,送到斯温侯手里时,这只蓝鹇仅是一张皮。又过了几天,斯温侯得到一只完整的雄性标本,但遗憾的是,这次猎人捕到这只鸟后,这只鸟总是自己啄自己,猎人们为了保全羽毛便把它射杀了。等到了同年的12月8日,猎人终于送来了一只活体的雄鸟,这只蓝鹇的羽毛光鲜完整,它的得来也殊为不易,猎人因为它遭到了土匪的抢劫,差点送了性命。
斯温侯把这只雄鸟辗转由中国香港、印度送回了伦敦放养。随后,斯温侯又陆续捕获了一些活体送回英国。他在寄给《IBIS》的多封信中,记述了蓝鹇在笼养状况下的一些行为和换羽的情况,这可以说是蓝鹇的生物学和笼养研究中最早的资料。这种鸟就是前面提到的由鸟类画家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绘制的《亚洲之鸟》中那只雍容华贵的蓝鹇,也就是“斯温侯雉鸡(Lophura swinhoii)”。
在20世纪60年代,斯温侯雉鸡成功地由饰雉基金会培育。该组织与台湾岛内的生物学家合作,重新引进了15对斯温侯雉鸡,以恢复岛上的种群数量,而这种鸟也被认为突出体现了台湾岛鸟类的独特性和价值。
终其一生,斯温侯共出版了120本动物学、地理学、人类学方面的专著,发表了200个鸟类和几十种哺乳动物的新种,有些物种直至今天仍然是鸟类学家进一步研究的对象。例如北京雨燕,对这一物种的研究,近些年也明显进入了快车道。
同时,斯温侯还搜集了大量的鱼类、爬行动物、昆虫和无脊椎动物的标本,并将它们运回国内,送给那些做室内研究的分类学者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斯温侯被伦敦动物学研究院主席誉为“迄今最成功的自然探索者之一”。
今天,当我们看待斯温侯41岁的人生时,不免会有些叹惋。他曾作为侵略者侵入了圆明园,同时又对中国的动植物充满了发现的热情,并对中国的地大物博作出了生动的诠释。这种异域的眼光,无论是基于英国对中国的资源调查,还是个人的浓厚兴趣,都让中国的动植物——尤其是鸟类——进入了世界动物科学的谱系之中。
(旅英作家崔莹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