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Napster到Airbnb：互联网的“逆袭”

贾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999年,提供在线音乐下载服务的Napster公司成立,一时间风靡全美。但很快,美国唱片公司起诉Napster侵权,美国地区法院随之判决Napster败诉,网站上的免费下载音乐服务被禁止。

2008年,提供房屋租赁信息服务的Airbnb公司成立,随后便开始了其超常的发展历程。目前,该公司用户遍布190个国家近34000个城市,拥有一亿两千万个房源,平均每晚有40万人住在Airbnb提供的房屋里,而公司最新一轮估值达到200亿美元。

从Napster到Airbnb,互联网完成了自己的“逆袭”。或者换句话说,以共享、开放为基础的大众生产模式完成了其相对于以产权、排他为特点的大工业生产模式的“逆袭”。本文即试图通过对三本互联网经典著作的简述,阐述这一“逆袭”的过程,以及该过程发生的条件、引发的冲突及未来的发展。这三本书分别是《思想的未来》(劳伦斯·莱斯格着,中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The Wealth of Networks》(尤查·本科勒着,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和《Captive Audience》(苏珊·克劳福德着,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版)。

尽管人类社会早已宣称进入了信息时代,但在互联网充分发展之前,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模式依然沿袭了工业时代大规模、福特式生产的特点。资本的密集投入伴随着高度专业化的分工,而公众则无差别地消费着标准化信息产品。与之相对应,排他性产权机制激励着资本的持续投入,垄断的市场结构则又保证着投入的巨大收益。在这一模式的影响下,和工业时代的“钢铁巨人”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体量庞大的默多克传媒,和绝对垄断的微软公司。

但这一模式受到了互联网的冲击与挑战。无论是Napster还是Airbnb,他们的共同点都是P2P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用户既作为生产者直接生产内容(提供音乐下载或是提供房屋租赁),也作为消费者直接消费内容(下载音乐或是租房)——而这便是“大众生产模式”的内涵。互联网不仅将个体从信息生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将信息传播的渠道直接置于个体之间。此时,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都不再受制于大公司的偏向性选择,用户本人成为了主体,而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则真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

《The Wealth of Networks》一书即详尽地描述了这个跨时代“逆袭”的发生过程。但该书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它并没有单纯停留在经济领域生产组织模式的转型上,而是更进一步解释了这种转型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互联网对于个人自治程度的增强,对于反思性、批判性社会文化的形成,对于参与式、民主式政治生态的促进,都是我们能感知却不能清晰解释的重大历史变革——本科勒教授在本书中做到了。也正因为如此,互联网研究的先行者、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称其为“在最近十年里,对其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一本书”。该书出版后,也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大奖。

但事实上,互联网的成功“逆袭”远比想象中困难和复杂。首先,其成功是需要条件的,而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去中心化结构的形成。互联网包括三层结构,物理层、逻辑层和内容层。作为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互联网并非天生就带着“自由”的基因,任何一个层面都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偏离“去中心化”的状态。物理层面网络运营商试图控制传输内容的努力,逻辑层面曾经一度流行的集中式互联协议,内容层面“异化”的产权制度对于知识共享的扭曲,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互联网的演化发展。《思想的未来》一书对此做出了清晰的描述。

再者,互联网的“逆袭”还是一个剧烈冲突的过程,既有制度试图阻碍、控制技术革命的变化,而这又引起了社会的强力反弹。一方面,互联网所带来的大众生产模式的革新与强调排他性的产权制度有着根本的矛盾与冲突,而后者又进一步通过自己的扩张来压制共享、开放的互联网环境,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延长版权保护期法案”即是例证。但另一方面,要求信息开放、知识共享的社会运动对此做出了激烈回应。2013年,“Dot-Communism”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天才程序员阿伦·斯沃茨以自杀方式抗拒联邦检察院对其的“计算机欺诈罪”起诉便是这一运动的集中象征。斯沃茨的死随后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修改《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案》的广泛讨论。

如果说互联网“逆袭”带来的变革还仅限于此的话,那其实是小看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变迁的跨时代意义。“逆袭”不仅带来了创造一个自由社会的希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威胁和忧虑,而后者已经频繁出现——近年来欧盟频频起诉谷歌即是例证。隐私诉讼裁决中,欧洲法院要求谷歌尊重公民的“被遗忘权”,保护个人隐私数据;反垄断调查中,欧盟竞争委员会要求谷歌调整搜索结果排序,公平对待竞争对手。如何规制谷歌,以及以其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平台公司,促使其正确对待公民隐私数据,同时遏止其对于市场竞争秩序的扭曲,已经成为我们绕不过去的挑战。

但我们面临的问题还不止于此。2009年,美国最大有线网络运营商Comcast并购NBC。由此,前者不仅控制了网络传播的“管道”,同时还控制了网络传播的内容。2014年Comcast进一步宣布将收购第二大有线电视运营商时代华纳,但由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监管涉入,这一并购近日被放弃。但即使如此,互联网集中化趋势也迫在眉睫。如果这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本科勒教授所希冀的大众生产模式可能由此走向衰落;而我们当前所喜闻乐见的Airbnb,所津津乐道的互联“逆袭”也可能将由此走向衰落。这便是卡多佐法学院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苏珊·克劳福德所着《Captive Audience》一书的主要内容。克劳福德教授同时还担任过奥巴马科技创新政策的特别顾问,集中关注电信和互联网领域研究。

杜威曾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真正想要什么,而且也不愿意付出努力去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将很快失去对于所追求事物的兴趣——因为我们的追求并没有根植于我们的价值判断。”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于互联网“逆袭”的态度:如果我们不知道究竟希望从这场技术革命中获得什么,以及我们将从这场技术革命中获得什么的话,我们最终将失去对它的兴趣。在“互联网+”正如火如荼的今天,在互联网逐渐渗透并试图席卷其他行业的今天,重读互联网研究的经典之作,也因此具有更加重要和迫切的意义。(编辑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