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甜美赐予的力量

1999年,索菲亚·科波拉带着《处女之死》来到戛纳电影节,在这部令人绝望的女性电影中,因为父母的过度保护而心如死灰的五姐妹,主动向死亡步步逼近,亲手导演了一出令人唏嘘的悲剧。而今年,土耳其导演德尼兹·嘉梅兹·埃古万的处女作《野马》,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会让人想起索菲亚·科波拉的这部作品——同样是如花似玉的五姐妹,同样是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导演巧妙地将似曾相识的情节植入家乡土耳其的文化背景中,借由一个小家庭的崩塌,折射压抑的社会气氛对自由的戕害,而女性则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

在“女性主义”已沦为一个简单粗暴的文化符号的今天,有太多的艺术创作可以轻率地扯过这张大旗,用以包裹或似是而非,或沉闷乏味的内容。《野马》却通过柔软到极致的影像表达,巧妙地避开了符号化的陷阱,在一种舒缓的气氛中逐渐积聚力量,完成其社会批判的使命。晃动的手持摄影无时无刻地捕捉少女鲜活的动感,在其他作品里可能略显做作的逆光镜头,却恰如气氛地烘托出一种只属于青春的美好。当所有的甜美聚集在一起,正面遭遇现实的悲剧,一记又一记的闷头对撞后,《野马》才真正显示出它的不俗。

保守的土耳其小镇,五位丧失双亲的亲姐妹与脾气暴躁的叔叔生活在一起,照料她们的奶奶心肠不错,却是个传统的妇女,女孩青春期的种种小打小闹在她看来都是可怕的僭越。电影展开得波澜不惊,日常生活的诸种闲笔间隐藏令人不安的禁区——放学路上的打闹,被长舌妇说成男女授受不亲;时刻被限制的出行,让女孩们的寄居之地成为牢笼。女大当嫁,婚姻成为生活唯一的重心,和任何一个传统社会一样,尽管稚气未脱,五姐妹却不得不穿上陈旧的长裙,在各种年长女性的教导下,学会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妻子。提亲的访客接踵而来,尽管怀着种种不情愿,媒妁之言的阴影却始终如影随形。盼望自由的小鸟,在一次次的试飞失败后折翅,心有不甘的小妹,看着姐姐们一个个出嫁,发出了反抗的最后一击。

尽管电影中的大多数场景都发生在封闭的家中,观众却得以通过略带幽默的对比,迅速地捕捉到创作者的不满。电影中的包办婚姻,并非完全负面,在对于这一传统的处理上,导演保持了自己的冷静,却丝毫不掩悲观——这套冗长复杂的社会仪式中,运气佳者得到真爱,反之则盲目毁掉一生。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凸显着女性选择的无奈。绝望的生活需要出口,于是一百公里以外的伊斯坦布尔就成为女孩们想象中唯一的救赎之地。遥远的都会代表身心的自由与思想的开放,一个似乎触手可及,却又远在天边的乌托邦。

德尼兹·嘉梅兹·埃古万虽然来自土耳其,却是在法国最负盛名的“法国高等国家影像与声音职业学院”(La Fémis)求学。作为法国未来电影精英从业者的摇篮,La Fémis的学生作品有时会被指责太过空洞,对主题的处理沦于八股文式的死板。不过,带着鲜明法国印记的《野马》,虽与印象中的土耳其电影风格相去甚远,但却展现出一种文化交汇的活力。严格的学院派训练,让《野马》在摄影和表演上都无可指摘,电影在保证剧情流畅的同时,并未放弃对诗意情调的慢速刻画,一些看似闲散的镜头,在不经意间直击人心。贯穿全片的跳跃剪辑,营造出青春独有的动感,仿佛一群正在玩着跳房子的少女,一蹦一停间皆是无限美好。

如果说16年前的科波拉试图用《处女之死》剥开家庭教育伪善的面具,那么《野马》则无疑带着第三世界导演更切肤的社会关怀。她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摒弃了一切符号化的猎奇呈现,冲淡刻意煽情的段落,让年轻的女孩们用身体和面容说话。《野马》以充满希望的结尾收束,不屈不挠的小妹终于带着待嫁的姐姐奔赴远方。导演在讲完一个圆满的故事之外又留下一丝不确定的余音,甜美青春赐予的力量,最终究竟能否刺破保守的黑暗,女孩今后的命运如何,亦任凭观众想象。(编辑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