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 一个天真热情的时代已经来临?

出差回到上海,走马灯般地去影院看了三部电影:《捉妖记》、《大圣归来》、《煎饼侠》。三部电影都令人体会到一种观影的愉悦感。在上海这个并不算热的夏日,我突然想到,这是中国电影天真萌发的时代吗?如果那个时代真的来临了,就让我们的电影人保持这种热情天真,勇敢地在各自的领域探索吧。

我是第一次对近年的中国电影产生这种感觉。《煎饼侠》让我想起了1937年袁牧之导演、赵丹与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身份地位与生活方式,然而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幸福的追求如出一辙。天真热情作为一种灵魂状态,正如古代经典所强调的“初心”一样,是生命面对世界最本质的迸发与愿望,是可以穿越不同时代与生活品质而共存的。抓住初心,就抓住了人类最基本的愿望与表达——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别的愿望与表达,而是这种愿望与表达是否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与“初心”相连,即它是真诚的、良好的,而不是虚假的、敷衍的。

我对中国电影也许将开启一个天真热情的时代的感觉,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他影片做铺垫,譬如我之前观看的《路人甲》。漂在横店的群众演员的奋斗史,令人心酸也令人感动,偶尔还不乏嫉妒——他们勇敢走在自己所追求的路上,纵使前路茫茫,却有着与道路最真实的拥抱。这种勇气,值得所有心怀梦想却从未真正付诸实践的人羡慕。《煎饼侠》是与《路人甲》相对的演艺界成功人士的奋斗史:外表华丽、内在岌岌可危的生活,梦想与现实的相对,真情与假意的相对,也许真要靠一种天真的热情,才能够持续向前走不回头,不问收获与失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片中几位出来“打酱油”的香港演员吴君如、曾志伟、陈小春、郑伊健等人的职业生涯也许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大圣归来》是新世代的大圣的重新归来。都市化的造型,在“屌丝”与落拓的精英之间的微妙拿捏,大圣成为生活在都市里的中国人的新的乡愁。洞天福地的花果山更像是一抹遥远的记忆,孙悟空也不再拥有筋斗云的神力。所有的记忆都是现实而惨烈的,那场500年前天宫里的战斗,没有抒情,没有言语,没有大场面,有的只是对战争记忆的切肤感。这是一种个体的记忆,这更是一个属于80后、90后的孙悟空。在绚烂的画面之外,《大圣归来》的对白相形见绌,勉力支撑。这是影片令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捉妖记》将好莱坞及日本动画片的精髓模仿得极为到位,虽然后面日本动画的节奏与影子过于浓重,然而该片胜在胡巴形象足够可爱,男女主角的表演可喜。井柏然扮演一脸天真无辜表情,理想是炒菜加缝纫的天荫;白百何扮演的小岚,只是初阶的“二钱天师”,却有着积极进取的天性与性格,在我看来正符合现实中越来越多上演的两性之间性格落差的悲剧与喜剧——理想主义地,我们希望所有的性格落差都成为喜剧而不是悲剧,而影视作品成为满足这种愿望的一种载体与向导。

这几部影片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虽然偶尔不免有伤感徘徊之处——譬如《煎饼侠》中大鹏要终止拍电影,《捉妖记》中天荫回忆其父母,《大圣归来》中夜晚客栈休息,《路人甲》中王婷要离开万国鹏以及沈凯因演出失利终至疯癫那几幕——然而其整体基调却是昂扬向上、充满青春及奋斗的热情的,看了不再让人感到中国商业电影以往挥之不去的虚假做作与空洞。

我很想知道这种生命力与热情到底来自何处?是来自影片所着力表现的年轻人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路人甲》《煎饼侠》)?还是影片中贯穿始终的对世界的天真、好奇及执着(《大圣归来》《捉妖记》)?无论来自何处,这种品质都是我们的银幕长期以来所缺少的。

而正是这种生命力与热情推动着时代在向前发展。就此而言,如果中国电影真的就此开启了一个天真热情的时代,那将是莫大的好事。(编辑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