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制造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富士康日前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签订协议,将在未来五年投资50亿美元在该邦建设电子设备制造厂。在“印度服务”获得全球优势的基础上,如果“印度制造”也追赶上来,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带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跨国公司无法承受人力成本迁移到东南亚以及南亚等地区,再加上中国企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也在向外输出工业能力,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由低到高发展阶段中必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

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因为中国不管是人均收入、工业化水平以及城市化率等,还都没有发展到较为发达的阶段,而且制造业不仅向低收入国家转移,还在重返发达国。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制造”成本已接近美国,美国正在实行“再工业化”战略,日本由于货币贬值也吸引了制造业回流。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面临低端和高端两个方向的挑战。

拥有大量年轻人口的印度是中国最大的挑战,他们有一位想要学习中国发展优势的莫迪总理,想通过招商引资与制造业来改变印度的经济现状。莫迪正在投资于基础设施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根据其人口和市场规模,以及过低的成本,印度制造业完全有可能奋起直追中国。

当然,经济进入转型期后成本提高会倒逼制造业产业升级,将没有竞争力的低端产业转移到境外成本洼地,留下的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也就是说,要进入一个强调技术升级与品牌塑造的阶段。但是在中国,这两个发展方向是很难突破的障碍,有企业本身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制约。

比如中国还需要大力打击假冒伪劣现象,保护知识产权。当一个企业遵守所有法规,比如劳动者保护、环保、税务等,并且投入资金研发,他们往往很难与那些不遵守法规并且喜欢模仿别人的企业竞争,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更为不利的是,当产能过剩后并不会出现优胜劣汰的局面,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会让那些更差的企业存活,这使得更有竞争力的企业始终无法摆脱“低价侵扰”。

所以,当一些制造业外迁后,国内的制造业并不一定会遵循“倒逼升级”的路径,相反,由于技术升级与品牌塑造的艰难,可能会有大量制造业向利润更高的服务业转型,从而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这在中国台湾省出现过,而韩国则通过技术研究的投入,诞生了三星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企业。因此,中国企业是否拥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以及产品质量监查体系至关重要,它会鼓励优势企业投入研发与品牌塑造,并顺利的向制造业中高端发展,避免与印度等其他低成本国家直接竞争。(编辑 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