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当北京连续多日雾霾“爆表”之际,我正客居东京。初冬的东京,天蓝叶黄,每天在上野公园慢跑,清冽的空气里似乎透着一股淡淡的甜味。但美景如画的朝霞和夕照,引不起步履匆匆的东京人的兴趣,只能让我这个北京人嘘叹不已。
说起污染,和在东京的朋友闲聊,得知日本也曾一度污染严重,无论空气、土壤和水体污染,都曾酿过大祸。“所受的苦,必须带来行为模式的改变,否则苦就是白受了。”朋友如是感叹。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后,污染问题就持续恶化。而到了二战以后,随着经济腾飞,污染日趋严重。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著名摄影师尤金·史密斯在熊本县拍摄的“智子入浴”照,更令全世界对汞污染导致的水俣病感到震惊。
除了熊本县水俣病之外,1912年起开始爆发的“痛痛病”(三井矿业公司洗矿导致水体污染引发的骨癌)、1965年的新泻水俣病、1961年的四日市哮喘病(空气污染引发的哮喘),被并称日本“四大公害病”,均是工业污染导致的重大人祸。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围绕污染致病的法律诉讼此起彼伏,许多案件的审理时间超过20年,赔偿数额也相当惊人。例如,在熊本县水俣病一案中,漫长的诉讼直到1973年方才结束,日本化工企业Chisso被判赔偿9.37亿日元。
总结日本治理污染的经验,专家学者的论述已汗牛充栋。总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充分透明的舆论监督、完善公正的法律保障、着眼长远的政府规划,以及私有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戮力同心。
东京的朋友提醒我,治污需社会合力,不是光靠政府努力就能实现的,不要忽视了每一个普通日本人为此所做的改变。
面对污染,我们总是追问政府该做什么,但同时是否也该追问,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毕竟,北京最近这场雾霾的直接原因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脱不了干系:供暖和汽车尾气排放。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光指着政府和企业去解决问题,不是面对雾霾该有的态度。
虽然日本的年轻一代对日本污染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但为改善环境所养成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却在全体日本国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周我去东京大学旁听,由于东京没有集中供暖,因此国际学生将教室空调温度调到24度。结果,教授进屋后立刻将温度降到18度,并解释说,普通东京人家冬天空调一般就开到18度,要是觉得冷就把外衣穿上吧。
虽然北京集中供暖达标温度同样是18度,但绝大多数人家实际温度远超这一水平。我在北京住过两处房屋,冬季朝南房间室温经常逼近30度。当然供暖温度有地区差异,北京冬天在家穿T恤并非普遍现象,但面对如此浓烈的污染,减少供暖添加衣物却并未成为引发公众讨论的潜在选项,这在日本朋友看来颇为不解。
污染的另一大来源是汽车尾气排放,北京居民该反思的就更多了。日本每年卖出的新车里面,有约一半是排量小于0.66升的轻型车(Kei-car),而在另一半普通乘用车里面,有三分之一是混合动力。反观北京,虽然堵车严重,但家庭购车首选依然是普通汽油轿车或SUV(今年上半年,SUV销量暴增45.96%)。
在市区,最受中国车主喜爱的大众途观SUV油耗大概是最受日本车主喜爱的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的三倍,高速油耗也达两倍。普锐斯去年在日本卖了18.36万辆,在美国卖了27.45万辆,在中国只卖了1288辆,而途观去年在中国卖了23.74万辆。
这里面固然有政策、价格等因素,但消费观念也是重要原因。我曾向准备买车的北京朋友推荐更省油的混合动力车,但精于数学的朋友立刻就计算出结论:买混合动力车多花的钱,需要开八年才能用节省的油钱补回来,因此混动车省油不省钱,为何要买?
在我提到这个例子时,日本朋友反问道:“既然花一样的钱,难道省油还不是充分的理由么?”这一个例子,足以反映两国普通人的消费思维差异。
以往,我们总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如今面对如此严重的雾霾,是否该谈一谈每一个城市居民、普通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了呢?在东京,朋友陪我去买虎牌电热水壶时,推荐买更贵更节电的款式;到日本朋友家做客,我洗手时水开得大了些,朋友的小孩主动帮我关小;出门在外,我习惯用纸巾,而日本朋友仍用手帕 ……
这些年,我往来日本多次,深深地为日本普通人的节能环保意识所震撼。“所受的苦,必须带来行为模式的改变,否则苦就是白受了。”朋友的这句话让我深省。面对雾霾,对政府和企业必要的问责已经开始,但对于每一个城市居民自己,除了自嘲和调侃之外,是否还应做得更多?
北京的污染,每一个普通城市居民都有责任,不能指望自己享受成果,让他人承受代价。唯有每个居民逐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治理雾霾才能进入官民互动、公私互动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