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义认为,中国的教育是“把孩子困在学校的教育”,缺少体验。他研发的《十年树人》体验课程,就是要补上这一环。“一个人的经验不是从别人的话里听来的,琢磨出来的,而是要自己去体验。”
而罗星凯则希望,“综合科技运动会”做好后,政府和社会力量能加入进来,形成新的价值导向,一种能与社会对“高考状元”的极度关注相抗衡的导向。
他们都是在为孩子们开辟新的成长空间。
见习记者 王宇 北京报道
2015年12月4日至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举行。本次教博会注重践行公益理念,通过发现、培育、遴选、应用、推广、分享优秀教育创新成果,力促中国教育实践的系统创新与转型升级。在参展的361项成果中,香港陈有义博士的职业体验课程和广西师范大学罗星凯教授的兴华科技教育平台给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有义的“十年树人”团队将小学生未来十年要经历的人生微缩成两天的体验课程,让他们体验不同学科的趣味和充满挑战机遇的人生轨迹;罗星凯的“兴华平台”,被称为中国版的“STEM”,为师范生体验一线科技教学、普通高中开设《通用技术》课程创造条件,也为更多学生创造了通过实践体验科技趣味的可能。他们,在“应试教育”之外,为孩子们开辟了新的成长空间。
一.陈有义的“两天十年”
未来是什么样的?未来的我会怎样?
让一群小学生,花两天的时间聚在一起,未来十年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将被他们“玩儿”出来。这是陈有义博士《十年树人》课程的承诺。
《十年树人》是由香港教育局优质教育基金赞助,前香港中文大学讲师、世界银行培训顾问陈有义博士及其研究团队研发,旨在引导小学生更好面对未来个人选择的大型体验式学习课程。
实景模拟的“未来十年”
“我们用实景模拟,真人版的,把你放在这个场景中,扮演你的角色。”陈有义介绍。
在他的实景模拟中,孩子们要经历报读初中、初中生活、高中生活、参加高考、高考放榜、大学生活、找工作面试等。“比如在四十多种工作中挑选适意的来打工,还可以创业。”陈有义微笑说。
通过经历模拟现实的未来人生,孩子们将体验学习生活中的不同阶段的酸甜苦辣,面对人生交叉点和各种挑战,并做出种种人生决定。
除了为小学生量身定做的《十年树人》,陈有义团队还开发了针对中学生乃至大学生的体验课程。
课程不需要固定场所,“任何一个体育馆都能做”,因其核心就是这个体验的流程,而流程是可以迁移的。
但这个流程也并非只要简单地拷贝,因为其中涉及不同阶段的多门学科,陈有义的团队就需要将整个学科浓缩成20分钟的体验课程。换言之,孩子们需要通过这20分钟,领会一个学科的问题域及其精妙。
如何体验“未来十年”?
这短短二十分钟如何让学生对学科产生基本的感觉?
陈有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展示了已经做好的课程。
比如初中自然科学,一上来先请学生写出给图示动物做分类的分类标准。
“如果是陆地、海洋这样划分,那青蛙怎么办?所以动物学家会按照有无脊椎骨来分。”陈有义接着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那虾有没有脊椎骨?”“没有吧?我猜?”“好,既然不知道有没有,那我们来解剖一只虾吧。解剖过后,可能就会有孩子喜欢上解剖这件事,他以后也许就会喜欢去读医科或者生物。”
如果说自然课程的设计凸显了设计者教学方法的趣味,那么历史课程则显示其内容选择的判断力和价值标准。因其课程中完全不见“某项运动、某个事件的历史意义”这样的知识灌输,取而代之的,是“蒙古人射箭有哪几种方式”这样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
这样有趣的例子在《十年树人》中比比皆是。化学学习“酸”的性质,不端出有着复杂学名的试剂,而是问他们以下哪些果汁中不可以加鲜奶,接下来再经由这个例子进行更复杂的推论。“问题-假设-实验-结论-推论,我们把这五部曲小学化,让他去玩儿,去体验。”陈有义说。
学生并非玩儿过就算。课程结束,他们仍要接受考核,考核范围就是当天学习的内容。第二天,会有中考或者高考的放榜,而排名依据就是他们前一天的考试成绩。
“团队真的会去批改他们的试卷,”陈有义说,“然后我们会给他们五万元的奖学金,然后填表,选大学、选专业。大学结束后,会有毕业典礼,小学校长变成大学校长,给他们颁发毕业证书。学生还要发表毕业感言。”
毕业之后,孩子们参加工作面试,应征消防员的,要在现场接受体能测试;想做服装设计师的,要在现场画画;面试新闻主播的,要在现场播报新闻。
为了确保体验的效果,孩子们手中拿着的面试表格就是一份严肃、正式的表格。
“会有孩子面试失败,不被录取吗?”
“不会,但他有可能被分到一个三级学校,他就会不开心。”陈有义回答。
“所以真的会对学生分层?”
“对。”
“分层是按照当天的表现来吗?”记者好奇。
“不,是按照他们先前在学校的成绩来的。”陈有义笑说。
先与学校对接,获得学生资料,进而设计体验结果,工程量很大,但也更接近学生的真实境况。两天的时间内,孩子们要密集地接受种种变化,在变化中迎来属于他们的机遇和考验。
补上应试教育的缺失环节
开始这项工作的契机,是香港教育局将职业教育正式写入课程大纲。
“其实我们是职业规划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陈有义解释。
但香港教育局仍然将这个项目作为中小学必须开展的活动项目,使项目得以在香港推广。
体验式课程一向是内地教育的弱项,因此《十年树人》等课程一入内地,便得到包括贵州、广东、四川、江苏等省份一些学校的青睐。从小学到高中,项目使用者众多,用以对学生做职业规划的启蒙。陈有义介绍,“香港和内地的学生在体验效果上没有太大差别,主要的差别是语言、词汇的使用习惯等一些细节问题。”
项目的市场空间相当清晰,但这并不能消除陈有义心头的疑虑。“政策是推出来了,可是下面会怎么执行?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用讲座、参观、实习来做职业规划教育。可这些东西是不够的。因为学生没有体验,他们还是缺乏目标,非常茫然。”
陈有义说,他研发这套课程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应试教育的环节中缺少体验这一环,”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要让学生透过这些经历明白他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我们的学生,你问十个他以后想做什么,可能有八九个会告诉你他不知道。可能还有一批沉迷在网络游戏上。有时候我们会责备孩子,但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的教育机制。”陈有义介绍德国的教育体制,“他们的高中要很久才毕业,因为他们这个学期念书,可能下个学期就要去打工,中学时期他就做了三四份工作,那他毕业的时候,就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陈有义认为,中国的教育是“把孩子困在学校的教育”。在这种困境下,孩子没有经验,因此无法得出“我要什么”的答案。德国教育给他的启发就是“要有目标感,他想做什么,就让他试试看。一个人的经验不是从别人的话里听来的,琢磨出来的,而是要自己去体验”。
此外,陈有义认为,目标感的培养不仅仅靠学生,还要依靠老师。“比如化学老师能不能启发学生,让他知道如果选择化学,将来他可能就是中石化的一位工程师。”在他看来,如果一位老师在课上提供这些信息,也就意味着他同时给学生提供了动力。
这种教育方式的隐含前提是否是“职业平等”呢?
陈有义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探问时说,“我们不会说职业都是平等的,但我们会认为每一份正当的职业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比如一些二级、三级学校,可能200个学生中只有一个能考上大学,这种情况真的是存在的。那么对这些孩子,我们就不会说你要考大学,你要职业规划。我们会启发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和志向,朝向这里发展。中学毕业以后,他大概会念一个大专,做一个面包师傅或者汽车维修员。我们要让他们看到的是,这些都是好的,他们要找到自己认为好的东西。”
如果说陈有义是给一批孩子开辟了体验人生、学习“选择”的空间,那么罗星凯则是给两“批”孩子——他的学生和他学生的学生——开辟了体验一线科技教学和体验科学之“趣”的空间。
二.罗星凯的“中国版STEM”
从“天”而降的《通用技术》
“我的工作说白了就是教大学生怎样去教中学生。”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所长、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罗星凯说。
罗星凯说的工作是带领兴华科学技术教育团队,培养科学素质教育实践人才。“但我们教给学生的,不仅是常规的教学方法,更是让他明确自己的任务,有意识地去攻传统的老师不敢攻的难题。”罗星凯补充道。罗星凯说的“任务”、“难题”是指包括《通用技术》在内的中学创新实践课程的学习。
本世纪初,教育部发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明确要求普通高中把“通用技术”作为三年学制中的必设课程。
“老教师”们没有尝试新方向的动力,成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没有能开设课程的师资,也没看到开课的成果,学校就没有动力开这个课”,《通用技术》课从“天”而降,罗星凯这样形容学校的处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007年年底,罗星凯的一个研究生向他表达了去中学任教一年的愿望,“宁愿推迟毕业也要去”。不久,又逢桂林一个中学急缺老师,向他告急——这两件事成为罗星凯与中小学合作的契机。他要做的,是培养师范生教学能力的创新实践平台。
事情再起变化,是2008年底,北京十一学校向他谋求创新发展方面的合作。十一学校的邀请,让罗星凯嗅到中小学特色建设、创新发展的需求。有教学能力培养平台在先,和这种新凸显的需求一结合,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化解教育创新师资难题的方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罗星凯搭建兴华创新实践项目时坚持的理念。
从2009年初起,有10位广西师大的硕士研究生和3位本科生被派至北京十一学校,开始每人至少半年的教学实践。他们在十一学校开设了一门名为《探究科学》的选修课程。这门课在与众多选修课程的竞争中,不仅成功存活,还很受欢迎。2015年,北京十二中也与兴华团队开启了同样的合作。
立一个科技创新教育的“山头”
“我们这种办学思路,注定是要靠带动,像科学实验这样一步一步来,而不是像政府的有些做法,一下子大面积的铺开。我们不追求速度,反而怕推进太快了有些东西跟不上。现在平台的情况已经比刚开始时好多了,一开始那种很难推动的摩擦已经克服了。”罗星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总结目前的情势,“目前我最想做好的是我们的综合科技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办好了,就是最大的推动。”
罗星凯说的“综合科技运动会”,是他在2014年提出的一个想法。2015年12月4日,在北师大邱季端体育馆,兴华综合科技运动会作为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正式开始前的预热活动成功举办。运动会包括火箭比高、铁丝陀螺、抛石机投射等9个有一定科技含量的项目。每个比赛项目都有相应的评价指标,陀螺比的是旋转的持续时间,抛石机比的是射程和精准度,杆秤比的是测量精度,火箭比的则是飞行高度。来自北京四中、北京十一学校、广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等十多所学校的一百多名师生参与了这次比赛。
“体育课哪个学校不开?孩子们都喜欢。我们借助竞赛形式,对孩子来说,非常有趣,有吸引力。”罗星凯说,目前运动会还处在测试阶段,如果能做好,理想状态是把运动会做成一个全国范围的赛事,交给一些社会组织或者赞助商办,办成一个社会活动。
目前,参与到运动会中的学校,基本上都是兴华平台的合作学校,“不然他们不会知道有这个运动会,”罗星凯说,“但是以后,我们希望大家是冲着运动会本身的吸引力来,甚至是把外国人吸引来。”
科技运动会无疑能提升孩子对科技的兴趣,但是,提升兴趣的方式有许多种,为什么一定要办一个运动会?
“因为创新科技教育深度发展以后,会遇到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就是评价。”罗星凯说。
“孩子对科技的喜爱,在过程中的投入,团队合作时倾注的努力,这些东西凭借高考的一张卷子,能考出来吗?”罗星凯担心创新科技教育最后仍被“考试”这种评价方式套牢,他要给孩子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和平台,也给家长和社会一个反馈。“这个东西做好以后,会反过来推动我们的课程和教学。”
在罗星凯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运动会做好以后,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能加入进来,形成一个新的价值导向,一种能与社会对“高考状元”的极度关注相抗衡的导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罗星凯是在为新的教育价值和这种价值能培育的孩子开辟成长空间。(编辑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