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体系的改革应该加快

近日,贵州遵义的一位常务副县长吴奇凌辞职。此事一经报道,便将公务员辞职“下海”的话题再次推向社会舆论的镁光灯之下。另一位辞职公务员的情况也类似,37岁的丽水市遂昌县副县长辞去公职,下海加盟一家创业公司,做起农村电商。

尽管他们都表示辞职是个人选择,但是社会舆论还是带着较为明显的惋惜之情来看待。一些论点认为,他们这种技术官僚辞职是辜负了组织多年的培养。但是,正如辞职的吴奇凌所言:“我觉得,一个人的贡献大小,与官职大小并无必然联系。”他正是觉得自己应该投入到一线企业而辞职的。

更为理性的看法是将这类辞职现象看作是一种人各有志,因为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期,机会无处不在,他们又都年纪不大,还有着较高的学历,并且在基层工作中也积累了一定的想法,对基层很了解,与企业打交道多。比如丽水辞职的副县长,辞职做农村电商,他所在的正是电商发达的浙江省。

需要警惕的是另外一种看法,即借此质疑正在推动的反腐工作。反腐是千秋大计,是我国在不断步入改革深水区时的一项重要选择。这项工作必定会触及到一些利益格局。因此,可以预见,前行的路上必会出现不少聒噪。将一些个别的公务员辞职现象与此项工作联系起来,就是其中的一种谬论。

在公务员制度改革中,薪酬改革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公务员薪酬体系需要合理化,账面上的工资应该适当被提高,这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不应该拿个别的辞职现象来作为提高工资的理由。

坦白地说,就整个公务员群体的数量来说,辞职现象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是个案。辞职者大都是出于自己个人发展的考虑选择了辞职。无论是组织还是社会,对此都应抱有较大的宽容度,对于公务员体系来说,人员自由流动的程度加大了;对于辞职者来说,他们很可能会在自己更加愿意为之奋斗的岗位上再创佳绩,这也算是对构建创新型社会的一种响应。认为他们辞职就是“辜负了组织培养”,其实是一种出于“官本位”思想的评论,官员对社会可以做贡献,企业家、创新者同样可以。

另外,一些人也担忧,这些官员一旦辞职进入市场,他们大都从商,可能会利用以前在官位时积累的人脉关系。这种担忧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与市场的一种受害者心理,在此前政社边界不够清晰的情况下,社会与市场经常受到不合理的“有形之手”的侵扰,办事情主要靠关系与人情,原本中性的“社会资本”完全成了一种负面的词语。不过,近年来我国在不断推动转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边界不断得到了合理的确认,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也正在提高。去年以来,国务院不断推行的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审批的改革就是最好的说明。所以说,这种担忧合乎情理,但没有道理。

与这类心态积极、想有所作为的辞职者们相比,那些行“懒政”现象也值得关注。如果放任越来越多的“懒政”,那么必会对市场秩序造成伤害,也无益于社会建设。2016年1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信息显示,第三批督查中,包括地厅级在内的900多名干部被问责。2015年前两批被问责的干部分别仅为59人和249人。可见,督查的力度在升级。这说明,公务员体系的改革应该加快,合理地提高工资,打击灰色收入,完善考核制度,使得组织的吐故纳新机制更为有效,应该是几个重头戏,以此打击“懒政”。(编辑 欧阳觅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