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来完善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这无疑是对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的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对此,中国社会作出了热烈的反应,举国上下都对2016年1月1日正式落地的“全面二孩”政策寄予了莫大的期望。近日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各方对放开二胎政策和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关注也颇多,因此,我们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研究员。
《21世纪》:放开二胎后,生肖选择对出生人口是否有影响?
唐钧:新春伊始,据说是因为在“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的这一特殊时点上,应运而生的恰恰是国人偏爱的“猴宝宝”,于是在媒体上就展开了一轮关于2016年“二胎生育高峰年”的热炒。不过,媒体关注的热点起初都集中在“部分大医院产科已出现建档难”,“产科门诊和病房里的孕产妇同比翻番”这一类“软广告”意味甚浓的信息上。
恰好在网上找到一份资料,其中有建国以来历年出生人口的统计数据。从1949年建国至今,我们已经度过了5个“羊年”与“猴年”。这就是1955年和1956年、1967年和1968年、1979年和1980年、1991年和1992年、2003年和2004年。若比较一下各年的出生人口,其实“羊年”比“猴年”生得多的有4 次,这就是1955年(1861万人)和1956年(1736万人)、1979年(1892万人)和1980年(1839万人)、1991年(2008万人)和1992年(1875万人),2003年(1599万人)和2004年(1593万人)。其中的前3次,即5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的那3次,“羊年”的出生人口明显比“猴年”多出许多,分别为125万人、53万人和133万人。只有最近的那一次,“羊年”和“猴年”出生人口的数量差得不多,前者仅比后者多出6万人。“猴年”比“羊年”出生人口多的,只有1967年(2174万人)和1968年(2772万人),“猴年”比“羊年”多生了598万人,似乎多得有点邪乎。
以上的分析比较至少说明了一点:在前一个甲子60年的5轮生肖轮转中,历年出生人口的统计数据似乎并不支持“猴年是生育大年”的说法,因媒体推波助澜如今流传深广的“嫌弃羊娃娃,偏好猴宝宝”的“传统习俗”是否存在,其实值得怀疑。
再看一下最近一轮生肖轮转中各年的出生人口:2003年(羊年),1599万人;2004年(猴年),1593万人;2005年(鸡年),1617万人;2006年,(狗年)1584万人;2007年(猪年),1594万人;2008年(鼠年),1608万人;2009年(牛年),1615万人;2010年(虎年),1574万人;2011年(兔年),1604万人;2012年(龙年),1635万人;2013年(蛇年),1640万人;2014(马年)年,1687万人;2015年(羊年),1655万人。
从2003年——羊年到2014年——马年,其实前9年的出生人口数量都是十分稳定的。最低的是2010年——虎年,1574万人;最高的是2008年——鼠年,1608万人。相差不过34万人,约占出生人口总数的2%,最高限与最低限之间只相差0.05个百分点。到2012年——龙年,出生人口开始进入一个增长的高峰期,到2014年——马年,达到峰值,较前9年中的最低值,增加了113万人,增幅达7.18%。但是,当进入下一轮生肖轮转时,2015年——羊年,却又下降了32万人,跌幅是1.90%。
根据以上相关数据分析,2016年——猴年的出生人口确有可能再次增加,但很难设想会是“爆发式增长”。平心而论,出生人口数量变动的原因,除了“全面二孩”的政策利好之外,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背景。但根据历史的经验,似乎生肖选择并非是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平心而论,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数据来分析,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前景只能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
《21世纪》:放开二胎真正的政策受益面主要在哪些人群?
唐钧:首先,在育龄妇女中,就户籍而言,恐怕持农业户口的要占70%以上,这部分育龄妇女应该基本上不在此例。因为在政策上,她们本来就被允许生“二孩”乃至“二胎”。
其次,中国的独生子女,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双独二孩”在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即使在城镇,本来也应该是允许的。但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为政绩而将政策“自动升级”,于是就不被允许了。近年来,似乎从2011年开始,“双独二孩”就被默许了。这恰逢90后、80后进入最佳生育年龄之际,于是,如前所述,出生人口的数量上了一个台阶。紧接着,2013年又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到2014年也略有反响。现在,“全面二孩”政策的受益面,除去“双独”和“单独”,主要是一方为非农户口、另一方为农业户口的夫妇,以及夫妇双方或有一方是城镇中以前的“政策外多孩”。
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是个了不起的突破。现在称之为“了不起的突破”,仅仅是指政策理念上的,尤其是对“一条道走到黑”的线性思维的路径依赖而言。
另外,还有一个相关数据可以与以上的分析互为印证。据有关方面透露:实施全面两孩后,新增可生育两个孩子的目标人群总数为9000万左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新增目标人群中,有60%,即5400万人在35岁以上。还有一个说法,按照15岁至49岁为育龄期计算,约50%,即4500万在40岁以上。很显然,“新增目标人群”中,有50—60%其实已经过了最适合生育的年龄。据调查,在她们中间,计划要二孩的,35岁到39岁为2.95%,40岁到44岁就锐减到0.99%,45岁到49岁则又下降到0.63%。
再仔细分析,上述这些数字还说明什么,若以2015年来计算,当年35岁的女性是1980年生的,这也就是说,“新增目标人群中”,除去已经过了适合生育年龄的35岁以上的女性,其余的40%,即3600万人就是80后、90后了。这些主要在独生子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二孩”的感受可以说是极其陌生的。所以说,“全面二孩”政策可能对“调整人口结构”的帮助值得观察,但它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1世纪》: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
唐钧:根据国际经验,实际上即使没有计划生育,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起来后,人们的生育意愿都会随之下降。在网上搜到2013年世界各国总和生育率的“排位表”,发现在提供数据的224个国家中,东亚7个国家和地区居然排在倒数的TOP 7,俨然形成一个全球最低生育率的洼地。其中,日本1.39,韩国1.21,新加坡1.11,中国约为1.18,中国香港1.11,中国台湾1.06,中国澳门0.93。在这7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其他国家并没有类似的政策。这说明,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总和生育率超低的原因,除了计划生育以外,应该还有其他或许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人们的生育意愿的普遍下降?究其原委,是因为经济起飞,是靠辛勤劳动得来,当一个普通居民家庭想挣得更多的收入,工作压力自然加大。同时,生活富裕导致物价上涨,养育孩子的成本也随之上升。加上处于生育年龄的年轻夫妇要追求自身更高的生活水准,生活压力无形中增加。毫无疑问,以上种种因素会导致生育的意愿减弱。世界各国皆如此,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要强调的是,即使在中国农村,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和老一辈截然不同了。尤其是外出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包括生育观念在内的生活理念和价值判断,可能与城市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就“国民待遇”而言,他们却“天生”地处于不利的境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习惯地把计划生育与“少生”、“独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中国社会可能需要更努力地转变思想。其实,对生育的“计划”,其本意也许应该是:孩子生得多时就要倡导少生,而生得少时就要倡导多生;而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恐怕应该是后者了。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2013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是2.06;法国更高,是2.08;英国略低,是1.90,这几个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非常接近2.10的自然更替水平了。从美、英、法等国家的人口政策看,除了大量引进国际移民,就是提高家庭和儿童福利待遇以鼓励生育,然后是造成一种“爱生不生”的自愿选择的大环境。这就是:愿意生的可以多生,但选择少生甚至不生也是个人和家庭的自由。
《21世纪》:我国在制度方面还应有哪些配套措施,以使得放开二胎的政策达到预期效果?
唐钧:一旦孩子出生了,就不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国家和社会就有关心和爱护的责任,要用可行的社会福利制度确保他们健康地成长。所以,如果要达到“调整人口结构”的目标,中国政府还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包括家庭福利和儿童福利,尤其要对农村家庭给予特别的重视和支持,这样才有利于实现提高生育率的政策目标。今后计划生育的工作方式,应该主要是以帮助居民家庭解决生育和养成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加上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为手段的“指导性计划”。
就目前中国普通居民家庭而言,按其收入水平,要养育两个孩子着实负担不轻,而与生俱来的社会身份是农民的年轻夫妇,他们背负的社会经济压力更甚。近年来,因为留守儿童引发的社会问题,关于儿童福利问题,学界讨论得比较多。中国需要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的儿童福利制度。所以,针对家庭和儿童的社会服务必须跟上,尤其是在农村。不然的话,可能又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另一种问题和困惑。(编辑 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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