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孵化器马太效应：洗牌在即

2015年8月,赵毅强就隐隐感觉到,深圳的创业孵化器是不是有些太多了?

彼时,他所在的Wedo联合创业社创办仅3个月,但他已经作为“前辈”屡屡被邀请为后来者的开业站台。

不久后,他的疑惑得到了某种验证。2016年农历新年伊始,深圳地库创业孵化器宣布倒闭。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去年12月就获知了“地库”转让的消息。事实上,孵化器倒闭发生得更早,只是“地库”一事经过多方发酵,显得更为高调,也使得这一现象被正式摆到了台面上。

坊间的舆论几乎一致偏向于:意料之中。

虽然并无具体数据显示,包括创客咖啡等众多形态在内的创新型孵化器究竟有多少,但有深圳业内人士指出,约有400家。而在一些人看来,他们的“同行”,不少是想从创新创业大潮中分得一杯羹的二房东,缺乏真正的“孵化”实力。

3W孵化器市场经理张向野说,原本这应该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行业,现在的情况却几乎是人人皆可进入。

进入者众,导致了“孵化器多过创业者”的尴尬。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称,很多孵化器都已生存堪忧,关门仍在发生。2016年将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份,行业出现盘整和洗牌,但这是一个良性的过程,最终优胜者将会留下。

过剩的隐忧

传统意义上的孵化器,较多采用“占股”的方式,入孵者无需或仅支付少量费用;随着Co-working(联合办公)概念的流行,深圳的主流模式有了变化,一般对入孵者收取工位租赁费。以深圳湾创业广场为例,据粗略统计,较便宜的一个工位租金约为800元/月,贵的则在2500元以上。

赵毅强指出,真正占收益大头的,是孵化器的投资部分;收取租金是为了保证有一定的现金流支撑日常开支。

无论如何,入驻率是衡量孵化器人气和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对于“二房东”们而言,租金收入直接决定着生死存亡。

地库创始人杨炳龙算了一笔账,他有70个工位,按每个工位800元计,如果全部租满,足以覆盖租金和人力等运营成本。现实却是,即使情况最好的时候,也仅有一半的出租率,创办4个月后,烧掉了100多万。

张向野称,根据他们的调研,40%的入驻率已经好过深圳的行业平均值。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深圳湾创业广场,空置大量存在。入孵率不高的,都在积极谋求出路。有降价“促销”的,有组织party等暖场活动的,有免费开放活动场地吸引人流的,还有的,把其中60余个工位租给了同一幢楼里的成熟公司。

资质之争:谁能做好孵化器?

优秀的入孵团队,无疑是孵化器最想争取的资源。

在深圳的创业圈,有一个出生于1998年的小名人——王凯歆,西安人,高二时放弃学业只身来到深圳,创办了专注于青少年细分领域的电商平台神奇百货。今年1月,神奇百货获得了来自经纬中国领投,真格基金、创新谷跟投的2000万A轮投资。

其中的创新谷,是王凯歆到深圳后入驻的孵化器,后者还为她提供了种子轮和天使轮投资。王凯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创新谷挑中了她的商业计划书,提供了办公场地、基础设施、创业指导,尤其她由这个平台接触到的互联网圈子,更是给了她关键帮助。

这正是理想状态的孵化关系样本。入孵团队和孵化器相互成就,前者获得创业帮助和融资,后者获得股权增值、口碑和人气积聚,继续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同时也拥有了筛选靠谱入驻者的资本,形成良性循环。

相比之下,地库的倒闭,直接原因是入驻率低,背后的实质却是无法对创业者形成黏性。杨炳龙总结他的“失败”,最关键的一点是“资源有限”,自成立至倒闭,他仅为一个入驻团队对接了投资人,他组织的投资机构讲座,也越来越吸引不到人参与。

外在看来,几乎每一家孵化器都有些许类似,场地大小各异,但装修大多不错,设有开放式工位、会议室、路演区,更追赶潮流的,还有咖啡厅。以及,几乎每家言必称会组织交流和路演活动。

但在精致的“地产思维”和号称的同质化创业服务下,孵化器的一些本质却在被忽视和低估。

同样搭好了包括6个业务版块生态链的南极圈——腾讯官方唯一认可的离职员工组织,更是提出不收租金,但设立较高的入孵门槛。在诸多孵化器“吃不饱”的当下,南极圈丝毫不愁招募不到团队。

在创新谷投资总监杨霄看来,生态链的核心是投资实力,孵化器才能由此获得持续的发展。他指出:“每一种做得好的商业都有壁垒存在。如果商业模式仅仅是赚取租金差价,必然难有竞争力。”

创新谷创始合伙人朱波提出了一个“农夫理论”:孵化器就是一个农夫,要找一块儿土地,挑选一批种子,然后浇水施肥,最终卖给VC/PE以获得收成。做这个事情必须是真正的农民,种过庄稼的,创过业的人去做,因为这些人才了解种子的整个培育过程。

朱波所提出的,无疑是一个高标准。但这一轮的孵化器大爆发,涌入的是各路人士。有知名企业,如华强北、赛格;有地产商,如万科、星河;有创投机构,如松禾、分享投资;也不乏仅仅租了一块场地而后改造分租出去的人。正如杨炳龙,他此前的职业是律师。

“双创”加剧市场博弈:

盘整期来临

推动这场孵化器热潮的,是全国轰轰烈烈的双创氛围。在2015年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上,深圳入选项目12个,在主会场111个展示项目中占比超过10%,其中就包括6个创客空间。

本土派在蓬勃生长,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同行——3W、科技寺、京东JD+、飞马旅等也纷纷南下。

除了深圳本身具备的创业氛围,政策的扶持也在起助推作用。2015年,深圳出台《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当年全市新增50个创客空间;并设立2亿元专项资金,对创业载体以及创业者给予支持。

2015年发布的创业载体资助申请条件主要包括: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可自主支配场地面积不少于300平米;入驻创客或项目不少于20个。已经发布的两批名单公示显示,资助金额大致分为100万和200万两个等级。

一家知名孵化器对接政府事务的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深圳并不像传言所说的那么容易“骗补贴”,还是有一定门槛,科创委会组织第三方机构审核、评分,择优资助;但为了鼓励创新创业,门槛又并不是那么高,最终资助有点像“普惠型”。

截至目前,已经获得资助的创客空间及服务平台已达到73家。其中一家的从业者称,第一批就有几百家参与了申请,中标率并不太高。

尽管过剩的声音不断见诸各种场合,但不久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仍提出,2016年深圳计划新增50个创客空间和10个创客服务平台。

张向野指出,政府站在宏观的层面去做引导,靠数量评判是一个常见的做法。但扶持不宜再广撒网搞平均分配,既然市场已经遴选出了行业里的优胜者,政府应该进行重点扶持。

此外,缺乏有效的后续考核机制也饱受质疑。今年深圳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黄丽萍就对孵化器浇了“冷水”,她指出,其中一些变成了拿政府补贴的“空心化”地产。黄丽萍建议,应建立起生产率转化的评估机制。

上述获得资助的创客空间从业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政府补贴勉强覆盖了他们的装修成本和部分租金,但目前情况并不太好,几乎在负债运营。

政府层面也已意识到问题。深圳市科创委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将对具备投融资功能、孵化生态优良的孵化载体在资助上倾斜,逐步形成“孵化-投资-收益”良性循环机制;同时,引导处于房东状态的潜在载体转变观念,转型提供增值服务。

政策因素之外,孵化器的另一端仍是残酷的市场法则。据张向野介绍,深圳已经出现了企业做了孵化器备案但最终搁置项目的情况,说明市场也逐渐在变得理性。(编辑: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