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牌拍卖调查： 恐慌性需求助推参拍人数虚高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月均乘用车新车销量约为5万辆,除去公司牌照、面包车以及沪C牌照等,私人购买每月3万辆左右。如今,参拍人数已远远超出新车购买增长速度,除了部分历史积压需求,因政策多变引发的恐慌性需求也不在少数。

本报记者 俞凌琳 上海报道

上海牌照拍卖再次成为热点。

4月16日,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下称“国拍行”)公布的牌照拍卖结果显示:4月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参拍人数达256897人,中标率为4.6%,最低成交价85100元,平均成交价为85127元。虽然中标率比上月3.76%略有提升,但拍牌人数比上月增加了35788人,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汽车市场增速已明显放缓,类似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主要以换购为主,并不产生牌照需求。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月均乘用车新车销量约为5万辆,除去公司牌照、面包车以及沪C牌照等,私人购买每月3万辆左右。如今,参拍人数已远远超出新车购买增长速度,除了部分历史积压需求,因政策多变引发的恐慌性需求也不在少数。

这也为黄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4月16日,一段《朋友你上海牌照要伐啦》的视频在朋友圈疯转,“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化身拍牌黄牛,振臂高呼“黄牛翻身靠牌照”。同样,作为牌照拍卖唯一指定的代理机构,国拍行也赚得钵满盆满,仅4月16日当天,就进账2000多万。

需要的不需要的都来拍牌

小蔡明年才大学毕业,不过本月他已加入拍牌大潮。“现在拍牌动辄一年半载,有备无患。”家里已有一辆沪牌车的小蔡说。

杨先生上班很近,只需开电动摩托车,家里一辆沪牌车平时太太开。不过,最近,他新买了一辆途观后,又买了一辆赛欧。“买赛欧主要是为了保留原来旧车牌照。”杨先生坦言,虽然家里只需一辆车,但拍牌难度如此之高,导致他买新车时,也去试试手气拍一张,没想到拍到了,家里就升级为两辆车。

虽沪牌一张铁皮价格超过了很多车价,不过,4%的中标率仍让拍得者如同彩票中奖。有的人明明不需要或不急需,仅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拍;而急需的人,因为牌照拍得不易,就“全家总动员”一起去拍。

比如,范先生拍了一年没有成功,上个月,他又为太太购买了一张标书,因为“两张一起拍,增加成功率”。更有甚者,家里只要有驾照的统统收集起来,明明只需要一张牌,购买好几张标书,导致拍牌人数虚高。

恐慌性心态下的集体拍牌大战,导致上海牌照拍卖人数越来越高,中标率越来越低。今年3月,中标率一度低至3.76%。4月拍牌前一天,上海市政府紧急追加2500张牌照,才使该月中标率提高到4.6%。但即便如此,每位拍牌者平均拍22次才能拍中。

政策变化是主因

上海市民对沪牌的需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比如,王先生和太太两个人都是弹性工作制,平时不需要在高峰时间上高架,所以他们的几辆车都是外地牌照。

“我本来开外牌车挺好的,不过,现在只能去拍牌了。”王先生有点无奈,上海限行政策的朝令夕改,让他不得不加入到拍牌者行列。

从去年开始,上海对外牌的限制逐渐加大。2015年4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出台新政,自当年4月15日起,申城多条高架路的外牌限行时间将扩大。政策一出,当月拍牌人数急速上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最低成交价和平均中标价也分别出现大幅上涨,达到80600元和80759元。

之后,上海关于继续加大外牌车辆限行力度的消息不绝于耳。今年2月,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再次透露,近期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政策和方案比选,加大对外牌车辆限行力度。

4月10日,上海再次出台新规:早高峰限行时间不变,晚高峰由原来的16时至19时,延长至16时到20时。同时,限行车辆种类和限行范围进一步扩大。政策一出,当天包括虹口足球场在内的几个国拍行标书售卖点,均排起了长队,队伍长度一度超过100米,当月拍牌人数也创下了256897人的历史新高。

从2015年4月到2016年4月短短的一年中,上海拍牌人数从15万多直线上升到25万多。“如果不是政策说变就变,我也不会去拍沪牌。”王先生说,政策朝令夕改,太没安全感。之前,甚至还有消息称未来外牌连外环都进不了,那么家在中外环之间的王先生,没有沪牌,回家都成问题。

两大群体受益

拍牌人数大增,令两大群体受益:一是黄牛,随着拍牌人数上涨,难度增加,黄牛的代拍价格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几千元,已涨到均价1.5万元,有些自称水平高、拍中率高的,甚至涨到2万元以上。黄牛不仅代拍牌,还代排队,由于购买标书人数激增,国拍行标书购买点门口,黄牛代排队的价格已经高达300元。

另一赚得钵满盆满的是垄断牌照拍卖的国拍行。4月256897人抢11829张牌,有超过24万人未拍中,即便如此,按照规定每位拍牌者,无论是否中标,均需缴纳100元手续费,国拍行当天拍牌拍卖手续费收入就超过2500万元,全年约3亿元。

“牌照属于公共资源,老百姓为了获得公共资源在过程中缴纳的手续费,凭什么成为企业的利润?每月2000多万元,都够组建一支公交车队了。”长期关注牌照拍卖的封先生对记者说。

“扩大限行、拍牌难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政府的导向是希望鼓励市民出行使用公共交通,上海也在完善公共交通体系建设。”上海市政府内部人士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的确,完善公共交通并鼓励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没有错,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牌照拍卖过程中的问题不需要解决。现行的牌照拍卖过程中,恐慌性气氛并不会有效减少上海机动车的使用,反而更多人选择“未雨绸缪”,提前拍牌,拍到就买车。在一些小区的群里,有些人甚至还在讨论牌照的继承问题。

另外,现行牌照拍卖制度过度保护既得利益者利益,已经拥有牌照的市民,年满三年可以继续拍。这意味着,有的人在为没有牌照而苦恼;而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同时拥有几辆沪牌车,这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缺乏公平性原则。

数据显示,即便对外牌限行,上海牌照车辆也以每月一万多辆的增速增长,一年就是十几万辆。从长远看,限制外牌和现行牌照拍卖制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海交通拥堵问题。

“治理交通要疏而不是堵”。去年年初,时任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曾在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像上海这种特大型城市,最终还是要收取城市拥堵费。将来取消拍牌后,之前花钱买牌照的车主,可以用牌照费冲抵拥堵费。”

“限制使用而不是限制拥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海交通拥堵问题。” 某前发改委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实际上,上海从2002年就启动了拥堵费的研究,2007年专门进行了课题研究,还曾组织多个批次的相关人员到伦敦、新加坡去学习收取拥堵费的经验,不过,拥堵收费至今没有下文。

“在公共交通不能完全满足市民需求的当下,只能通过拍牌来限制私家车,从另一个角度看,拍牌是为公共交通建设赢得时间。”孙建平曾表示。

除此之外,记者了解到,利益博弈也是上海市难以开展拥堵收费等限制使用政策实施的主要原因。因为一旦实行拥堵收费和大幅提高停车费,徐家汇、人民广场等各类商业中心的业务很可能会因此受影响。同时,拥堵费是交给上海市政府而不是区级政府,这也可能损失了某些中心商业区所在的区级政府利益,所以收取拥堵费阻力之大也在情理之中。(编辑 何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