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斤盒子”：社会企业推动教育创新_财经频道

社会企业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限制”,然而“限制”也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就像斯蒂夫·乔布斯要求必须要把MP3播放器设计成能把“5000首歌装进口袋”才有了iPod一样,我们相信,“限制”能更好地激励社会企业进行创新。这是社会企业的基因,也使它在面向弱势人群提供创新服务时更具优势。

本报记者许阳上海报道

“这是我的生命。它不是为了获得自由而必须进行的艰辛劳作,它就是自由本身。”安猪的个人主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安猪本名余志海,“一公斤盒子”创始人。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十多年前作为北漂青年的他在驴友圈中发起的“多背一公斤”活动,会在若干年后在中国创新教育界发出一丝光亮,并为世界所注意到。

今年五四青年节那天,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简称WISE)揭晓了2016年度WISE教育项目奖15个入围名单,他们代表了全球范围内最具创新力和影响力的教育案例。

继同心实验学校、新教育实验和网易公开课之后,一公斤盒子出现在该奖项今年的入围名单中,成为到目前为止第四个入围该奖项的中国项目。

“我们这块不太像一个高回报的领域,因为本身服务的就是弱势群体。让自己的财务更健康就可以,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赚钱目标。”近日安猪在上海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而匆忙的交流之后,他又将奔赴下一个目的地。

做公益组织的服务支持者

2004年,安猪发起“多背一公斤”活动,将公益与旅游结合了在一起。他提倡,驴友旅行时可以多背一公斤文具等物品,带到乡村小学去。为此,他建立了多背一公斤的网站——1kg.com,让驴友在旅行中发现需要帮助的乡村学校并收集他们的需求。

他很快发现,乡村学校除了物资以外,更重要的需求是知识,这是很难通过捐钱捐物去解决的。而且乡村学校里,一名老师往往要同时讲授多门课程,工作负担过重;而体育课美术课由于缺乏专业老师,往往是由其他专业课的老师代为教授,或者干脆放弃。为此,他从2011年开始去设计“一公斤盒子”,它是一个包含教学材料、活动指南、活动教案的教学工具包。

“针对农村学校师资方面的现状,我们就想,能不能设计一个傻瓜化的工具,让老师拿到手之后就能自己去上课,也比较容易复制。所以延续了一公斤的概念,叫一公斤盒子。”他说。

最早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副课”教育,有美术、手工、阅读、戏剧四种盒子,一年多以后安猪和他的团队开始慢慢涉及到生活管理方面的盒子,比如地震逃生、交通安全盒子等。

最早的这些盒子,大多是通过和公益支教组织、大学生支教团队等合作,由他们在为乡村学校提供服务的时候带过去,第一批就发了差不多3000个盒子。

截至2016年1月,“一公斤盒子”已覆盖2000多所学校,受益学生达25万人次,覆盖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这个项目不仅给农村孩子带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给了他们信心——正如WISE在介绍这个项目时所说,在农村,留守儿童往往也缺乏足够的家庭教育,他们中大多数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他们的父母则在遥远的城市谋生。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中国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有可能会越来越大。

“我们跟传统的公益组织的服务不太一样,不是一个直接的服务提供者,而是支持者”,安猪说。

而对于此次入围WISE奖项,他倒是抱着一颗平常心。“目前国内还没有真正有项目获奖,我们也只是入围”,他说,“WISE严格来说是鼓励性质的,它很看重创新,是不是有新的模式可以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去借鉴。”

WISE教育项目奖旨在挑选、展示并推广最创新和最有效的方法,以应对全球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从2009年设立起,每年评出六个,在创新教育界很有影响力。

社会企业可以推动教育创新吗?

除了做“一公斤盒子”,安猪这几年也在天南海北的考察,主要是看各个地方另类的创新教育,比如大理和成都的“另类”学校。

“我会跟着这些小朋友上一天的课,早上晨跑,然后去集市买植物和土壤,看他们因为出现问题而争吵,最后商量出解决方案”,他兴奋地介绍着他的ipad上拍的照片。

身处这个行业,他能明显看到中国教育创新本身的受限,这种限制既有资金来源方面的,也存在于如何与教育主管部门合作,更主要的则是教育理念的差异——总之,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在非教育的事情上。

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安猪和他的团队目前所有的收入都是通过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去实现的。“我们不希望成为一个太传统的组织。我们定义自己为一个设计的团队,而不是执行的团队,这样就会比较‘轻’,不需要建立一个很重的执行团队。”他说。

他始终相信好的教育产品应满足三个条件:学生喜欢、易于老师使用、价格合理。也一直致力于创造这样的教育产品,让更多学生受益的同时也实现自身的可持续经营。

社会企业可以推动教育创新吗?这是今年3月安猪在个人主页上的发问。

假设有一项教育服务,目前已有方案的成本是100元,而弱势群体的付费能力是50元。面对这样的情景,你会怎么做?商业公司的做法是忽略这个群体,向有付费能力的人提供服务,并收取200元的价格,而NGO则采用筹款的方式,免费向弱势人群提供这些服务。对于这两者,都没有设计出一个更低成本的解决方案的动力。社会企业不一样,它首先要考虑的是:我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成本不高于50元的教育服务方案?

这也对社会企业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样要实现10万元的收入,商业企业要发现500个有钱的用户,NGO需要筹集到10万元捐款,而社会企业需要发现2000个愿意付费的穷人,这比前两者要难上更多。

社会企业在经营中面临更多类似的产品设计以及商业模式上的“限制”,然而限制也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就像斯蒂夫·乔布斯要求必须要把MP3播放器设计成能把“5000首歌装进口袋”才有了iPod一样,我们相信,“限制”能够更好地激励社会企业进行低成本创新。这是社会企业的基因,也使它在面向弱势人群提供创新服务时更具优势。

附录

2016年WISE教育项目奖入围名单:

Geekie(巴西)

点子盒子(法国)

分享运动(墨西哥)

智能机器人编程学校(韩国)

Glowork(沙特阿拉伯)

Tara Akshar 识字项目(印度)

学习之光(西班牙/拉丁美洲)

Partners for Possibility教育领导力发展项目(南非)

小涟漪(美国/乍得)

JUMP数学(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