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双紧缩”下的国民经济“硬着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步入改革开放新历程，经济运行步入到计划体制和市场机制双轨调节的阶段。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运行，首要条件是商品和生产资料必须要有市场价格，必须要解决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价格必须反映价值，体现供求，并与劳动生产率相一致。这个改革的先决条件首先要由金融市场来完成，这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快速货币化的过程。因此，当时最重要的金融学就是价格学。

计划经济时代，无论是消费品或生产资料的价格都是长期受压抑的，现在要进行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必然要通过涨价方式来实现，要通过不同的涨价幅度来形成新的价格体系和比价关系。涨价就必然会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和生产成本大幅度上涨，这又要与涨工资和大幅度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统一起来。因此，如何进行价格改革就是当时我国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改革和创新方向。

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我国采取了不同的价格改革方式。对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品，主要采取调、补、放相结合的改革思路。由于当时粮食等农产品国家收购价跟市场价差距太大，如果一步到位彻底放开对社会冲击太大。我国采取了分步调高国家粮食收购价格，同时小幅度调高商品粮出售价格，再通过工资补贴等方式，保障低工资水平下城镇职工生活水平不下降。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出现了国家粮食收购价格远高于粮食销售价格的价格倒挂现象，财政用于粮食价格补贴越来越大。等到通过多次调高的国家粮食收购价格逐步跟市场价格接轨的时候，再彻底放开粮食价格。这种边调、边补、边放的价格改革思路总体是成功的。

对于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我国是通过价格双轨制来逐步实现的。改革初期，我们在强调大部分生产资料仍然按照计划价格划拨的同时，允许一部分生产资料按照市场价格在计划外交易；然后逐步放大计划外的比重，等到计划外价格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再彻底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对于因生产资料涨价而造成的成本上升，政府要求工业企业必须通过效率提升来化解大部分成本。但是，实际上工业企业仍然主要靠工业品涨价来消化成本。

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都必须要通过涨价来实现。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和快速增加的市场化交易需要大量货币，引发了这一阶段我国货币的高速发行。

我国虽然在1983年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同时恢复和建立了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专业银行，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承担中央银行职能的同时，仍然要承担工商企业贷款职能。几大专业银行也仍然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因此，这一阶段我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职能是交织在一起的。同时，我国还没有实行金融垂直监管制度，各地金融机构仍然由地方政府管理，受地方政府制约。在这种体制下，对于各地政府的信贷和货币需求，各级银行总是想方设法来满足。各地银行如果放贷过度，导致存贷不平衡，出现了普遍的贷大于存的状况，最终又必须要通过中央银行超发货币来弥补，这就形成了这一阶段我国自下而上的货币发行机制。货币发行权表面上在中央银行，实际上在地方政府。

价格改革形成了大量的财政补贴任务，包括粮食价格购销倒挂补贴和工业因原材料涨价而造成的政策性亏损补贴。严重的时候，我国财政支出的近三分之一用于各种政策性补贴上。财政补贴任务大，产生了财政赤字，又需要通过向中央银行借款甚至直接透支来解决，这又导致了过量的货币发行。

因此，我国的价格改革过程必然会引发货币超发、社会购买力急剧上升、国民收入超分配，最终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等金融风险。消费品价格过快上涨，导致部分低收入阶层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引发了居民对生活必需品的抢购潮。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引发了“官倒”和“私倒”的泛滥，社会流通领域出现了十分严重混乱局面，潜在风险在1988年到1989年逐渐显现出来。是继续全面推动价格“闯关”改革，还是先清理整顿，整治乱象，调整结构稳定社会，再稳步推进改革？我国政府在改革路径上正确地选择了后者。

从1989年开始，我国开展了力度空前的三年治理整顿，实行财政信贷双紧缩，紧紧扼住货币发行咽喉，彻底控制住了社会购买力，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投资政策方面，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努力增加有效供给，整顿商品流通秩序。在货币政策方面，提高利率，实行保值贴补，稳定存款；收缩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发行、控制职工货币收入的过快增长。在财政政策方面，开征特别消费税，征收预算外调节资金等。在行政手段方面，对涨价过猛的商品（如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清理皮包公司，冻结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等。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89年的18.8%下降到1990年的3.1%。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经济增长率回落到1990年的3.8%。市场疲软，需求低迷，存货过高，很多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我国政府通过双紧缩政策来化解金融风险和控制通货膨胀的一次典型的政策实践。通过加速结构调整和治理整顿，基本理顺了价格关系，化解了社会矛盾，从1992年开始我国又步入到新一轮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