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五大积极信号

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实现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实现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时点上,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和重要性,释放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积极信号。

信号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将统领未来经济工作。过去五年来在实践中形成的发展理念,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高质量发展等,都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见,未来这一思想将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总结而继续丰富、发展和完善。

信号二:宏观调控更加强调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协同性。会议一方面继续重申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表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一张蓝图绘到底。另一方面更强调政策的统筹和协同,政策着力点也有所变化和侧重。如财政政策没有再提“加大力度”或“更加积极有效”,而提出要“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货币政策特别强调“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会议第一次提出“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溢效应对我国构成一定的竞争压力,而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关键期,在条件尚未成熟时,重大经济决策一定要瞻前顾后、慎之又慎,不宜操之过急、盲目跟随。

信号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这是夯实我国高质量发展基础、净化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金融环境的先手棋。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突出问题,无论影子银行、同业业务、表外业务、资管业务、跨行业跨市场跨领域业务,还是僵尸企业、地方政府债务等,其源头都在高杠杆。因此,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优化杠杆结构是未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首要任务。导致我国企业杠杆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融资结构过于依赖间接融资和债权融资。据统计,我国实体经济80%以上资金都来源于银行。这样的金融体系结构可以完美地配合工业化发展,但显然不适应后工业化时代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的要求。所以,十九大报告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杠杆率,有效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也更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勃兴。

无论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还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都离不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在政策面高度一致的支持下,未来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都将有较大提高。人们还注意到,这次会议还有个新提法,即要求“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其背后的深意是,重塑金融、经济、房地产之间的正常秩序。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实现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实现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

信号四: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这个阶段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质量。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会议的具体部署非常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高质量发展既要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明三大领域建设,也要综合考虑短期八大任务和中长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各项工作。笔者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至少包含六大方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无需追求过高速度,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民生需要有持续明显的改善,以满足人民对日益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经济体制要有助于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不断拓展和深化,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要重点突出、内外并举,这是高质量发展必备的金融环境。

信号五: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深化并加大力度,制度红利和微观主体活力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和激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主线。结合十九大报告来看,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并且“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方向。新时代下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要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是要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立”是要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降”是要降低实体经济显性和隐性成本,包括制度性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等。总之,在国企、财税、金融、土地、住房等领域加快改革步伐,通过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以释放和激发新一轮制度红利和微观主体活力,创造条件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