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年和快年 金钱和自由

小时候,腊月二十三,孩子们都会特别兴奋,早晨盼着傍晚,等到天擦黑,鞭炮响起来,我们就会循着鞭炮声,一家家地跑过去,鞭炮还在炸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捡了。可以从鞭炮上看出哪家人更为阔绰,对待灶王爷更认真。在一家相对比较贫穷的家庭,我捡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红炸药爆竹,从此便对这家人充满好感,希望灶王爷厚待他们。

在城市,人们通常认为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实际上年的闸口从腊月初八就打开了,这天可以喝上腊八粥,孩子们也可以放寒假了,如果有点零花钱,就买鞭炮,田野里、村庄里会响起零星的鞭炮声,腊月二十三这天,随着鞭炮和灶糖,年的喧嚣开始了。

年的退出,通常意义上认为是在元宵节后,但实际上,对孩子而言,还有比年更值得期待的一次盛会——春会,可以看作年的延续,一个村子出钱请豫剧团唱大戏,类似鲁迅笔下的社戏。我们村是在二月二十二,柳条刚拔绿。除夕是一家人的团聚,范围为古人说的“亲”,大年初二去外婆家,是姨表亲属的团聚,范围为古人说的“戚”,春会的团聚范围包括而不限于各种远房亲戚,各种朋友。那几天我可以见到舅爷,我父亲的舅舅,被家里人接过来看戏,他很早就佝偻着腰了,他不说话我也能感受到他的和蔼和亲切,一直很喜欢他,在我上初一的时候他给我让烟,这是我第一次被让烟,让我感受到尊重,也感受到类成年人的责任。

年三十,除夕,是节日的白热化。这几天,我可以啃到骨头,拿到压岁钱,印象里我只收到父母一次压岁钱,拿到舅舅姨妈压岁钱,转手就会被妈妈拿走,又流转给亲戚的孩子,只有外婆发的,会留在手上。

过年的感觉能持续两个月时间,热点时间也有一个月,这一个月都弥漫着黑火药的味道,没有点燃的鞭炮剥开,放进各种自制爆炸机械中,连螺丝和螺栓中的空隙也可以塞进黑火药炸响,还有一种更原生态的方式,掰开没炸的爆竹,点燃里面露出的炸药,再把爆竹点燃那头戳向墙壁,会听到一声脆响,手也会炸得不轻。我在小学三年级时,曾自制黑火药,自制爆竹,把课本炸成碎屑。

此刻,我坐在办公桌前,写这篇文字时已经腊月二十四,感觉年还没开始。有一年在深圳,一直到大年三十还没置办年货。除夕过后,会到深圳的景点转转,年就过去了,年后一周就要上班。即使回到老家,也是东家坐坐,西家坐坐,到庙会上转转,就忙着买回来的高铁票了。常常想起小时候年这么长,咀嚼着年味儿,跟咀嚼着除夕那几天才能吃到的肉一样,含在嘴里,一丝丝地嚼,不舍得咽下去,希望这美味能在嘴里一直打转转。

我想年之所以变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年龄大了,对时间的感受会不一样,年龄小的时候,走路动作都慢,走一公里需要的时间可能是大人的两倍,什么都慢。小的时候,看什么都新鲜,记忆深刻,年龄大了,分母变成了30多年,一天里发生的事情,和这30多年比起来就会非常普通。人们总是对难以完成的事情,会记忆深刻一些,年龄大了,很多事情是可以随意做到的,能迅速高效地完成,当然就会记忆模糊。童年记忆中,年占这么重要的地位,除了在人生中相对占比较高以外,就是很多平时完不成的事情,到了年这段时间,可以很高效率,很轻松地完成了,比如吃的,比如钱,比如新衣服。

所以,下一代对年的记忆,是否还会像我那时候那么深刻,我觉得大概率不会,因为他们的愿望,平时很轻松就完成了。女儿对鸡蛋和肉根本没什么特殊感受,她喜欢吃甜食,就可以吃个够,吃到不爱吃。她喜欢什么玩具,就可以有什么,甚至她还没想要,就已经有了。家里客厅放着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一个还没组装的儿童自行车,她对这些东西并不饥渴,不新奇,否则早就会组装完毕。后面还会有更多培训,更多认为对她有用的参观、学习、食物不请自来,要把她打造成一个前途远大的新新青年。这些都是超过她需求的东西。

金钱给了我们自由,节省了时间,再不需要旷日持久准备和期待。女儿估计对年的认同,会停留在一个特殊节日的阶段,这个节日需要和亲戚团聚,会收到压岁钱。那么她关于过年的童年记忆一定没有我的丰富。我经常想这是好还是坏?我们的人生是丰富了还是贫乏了?物质丰裕如果导致记忆贫乏,是不是会有所遗憾?放在更长远来看,她可能很快完成某件事情,在单位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事情更多,以同样过80年为例,她可以完成和体验的事情,可能是其他人的好几倍,相当于过了好几个人生。到大城市的人很少能再回到乡下,就是因为节奏太慢,重复的事情单调乏味,人们有了更快的交通工具,自然会淘汰慢的,就是希望节省时间做些不单调的事情,人生也会更精彩。

想到这些,也就释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