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着重通过建章立制来化解金融风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历史上的重要阶段。随着价格体系的逐渐理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到产权改革阶段，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解决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各类企业多元融资需求成为这一阶段我国金融市场的核心功能。

直接融资市场有了很大发展。1990年我国相继成立了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有了场内集中竞价交易的证券交易市场。同时，场外市场继续发展，并形成了成都、武汉和天津等几个比较集中的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有了雏形。我国发展了企业债券市场，甚至在1992年超前发展了国债期货市场。九十年代初，一大批台湾金融界人士在中国开展境外期货业务，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民营期货公司。在各地政府扶持下，相继成立了很多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筹资的重要平台。随着新一轮海南开发热，海南土地和房地产开发成了全社会投资热土。我国金融市场第一次大规模与土地房地产结合了起来。

我国这一轮金融市场的创新热潮，同样也伴随着经济逐步走向过热的过程。1994年我国的通货膨胀上升到24%的历史最高值，与此同时，金融领域蕴藏的潜在风险也越来越大。由于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信用软约束，以及银行商业业务和政策业务职能不分，导致商业银行呆坏账比例越来越大。由于中央银行职能缺位，银行间市场不发达，导致社会资金无序流动，各类金融机构通过场外市场乱拆借乱交易现象越来越严重。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开展房地产和实业投资十分普遍。随着海南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大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挪用的资金，通过场外市场流向了海南的土地和房地产市场。随着1995年海南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我国金融市场潜在风险逐渐显现出来。

面对新一轮经济过热、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潜在风险，我国政府认真汲取三年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没有采取釜底抽薪方式来解决当时问题，而是通过适度收紧货币，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同时开展金融市场大整治等综合手段进行治理。从1995年开始，我国彻底关闭了各种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坚决制止了乱拆借行为，停止了国债期货交易，纠正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行为等。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轮金融市场大整治，催生了中国金融市场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一次大飞跃。1994年我国相继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来承接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政策性业务，推动三家专业银行彻底走向商业银行的发展轨道。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相继出台，让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定位和关系彻底走向法制化轨道。1999年我国证券法开始实施，至此基本上形成了我国金融大法的总体构架。1999年相继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置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

总体来说，从1994年开始，我国这一轮治理经济过热和处置金融市场潜在风险的政策是十分妥当的，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从1996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率稳步小幅下降，通货膨胀率快速下降，并通过完善金融市场主体、制度和法律，逐步化解了金融市场潜在风险。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延长了这一轮金融整治的时间。我国在收紧内需的同时，碰上了外需急剧下降的局面，中国经济第一次遇到了需求不足、银行惜贷、资金空转等现象。政府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水利设施投资，稳住了经济增长率。年度经济增长率下探到1999年的7.6%后缓慢回升。1998年我国政府充分利用商业银行惜贷的有利时机，取消了长期以来实行的信贷总量管理制度，对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商业银行呆坏账率上升到30%左右，大量西方学者预言中国商业银行将处于崩溃边缘。但是，后来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只要我们积极应对，措施得当，始终保持实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很多看似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金融风险问题都能在发展中得到有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