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之殇：信用社会欲速则不达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滴滴”本是一个拟声词，大概与汽车的鸣笛声类似，但如今在民众脑海中的“滴滴”，似乎已带上了血意和杀气。因多起暴力犯罪事件，滴滴出行公司再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我们需要深思的是，一家网络叫车服务企业，一度因击垮“价高质劣”的传统出租车而被人称赞，如今却为何因其自身网络平台的管理漏洞而事故频发？

无论是此前受人诟病的网购平台制售假货，还是今天的滴滴顺风车司机残害乘客，背后的一个共同点都是网络平台制造的信任假象，进一步说，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过于滞后。信任缘于信用，如果信用也能造假，那么信任就将面临崩塌。社会个体也好，企业团体也罢，都无法脱离社会信用而存在。此次滴滴事件，应该成为加快推动我国全面信用体系建设的契机。

如果某个国家已建立了完整的覆盖经济、民生等各个领域的信用体系，且透明度高、执行效率强，那么这个国家中的每位公民都该知晓营造良好信用和避免恶劣信用的必要性，会像珍惜“鸟儿的羽毛”一般珍惜自身信用。一旦失信，可能对个人的衣食住行造成不同程度影响。在这一基础上，由个体衍生至全社会的信用良性循环才能得以实现。反之亦然，在一个缺少诚信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经济行为的开展除了过分依赖熟人、小圈子外，几乎再无良策。

但互联网平台上的信任实现机制，却将原本需要在传统社会中“细火慢熬”的东西，一下子变成了速成班、流水线里的产品。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这样一个信用背书机制，借助所谓的大数据，让本来需要沉淀的信用，蜕变和异化成一场“共享狂欢”。说实话，对于“上面鼓励什么，下面就跟风什么”我一贯是反对的。

可以说，滴滴之殇的渗漏与暴露，表明我们距离信用社会尚有很长的距离。大到房地产市场信息联网与官员财产公示，小到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网购平台陆续曝出的假货危机；近如中小学教育中的形式主义（“造假”的近义词）盛行，远如美国海关近日查处大量来自中国的“假包包”集装箱等，中国的信用与诚信建设还有漫漫长路，一味依赖网络平台“提速”，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

多年前，一位比我来上海更早的兄长对我说，他建了一个房产中介类的网站，打算去北京找搜房网的张朝阳谈合作，并拉我同行。最终因为没有预约，同时缺少关键人物推荐，我们俩在北京搜房网总部的会客厅喝了一杯水，没有任何人接待，悻悻而归。还没来得及追问兄长的网站访问量如何、有哪些技术专利，没过几天他再次约我陪他去南京，这次他是想直接找栖霞建设（600533）的时任董秘、副总裁王建优谈合作，但具体是什么合作他没透露。兄长说他是栖霞建设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但后来，我们也没有见到王总本人。几年后，这位兄长离开了上海，回了老家。

后来我知道，兄长那个所谓的颇具创意的房产网站，只是有那么一个好记的域名以及一个花哨首页，网站本身并无内容，更别谈什么业务模式了。但那时他已看到网络平台的巨大优势，并想搭上大船走捷径图发展。然而，我那时是不赞同他的，我认为咱自己要先把业务框架搭起来，有了一定的运营模式及盈利预期之后，才能去找人谈合作。反过来想，如果兄长那时候脚踏实地做好了这个房产网络平台，现在又会是怎样呢？信任是最底层的东西。兄长若是带着可触摸的成果去找张朝阳，或许彼此的信任有望逐步建立。相反，如果只是想凭“创意”和“点子”去打动对方，那就好像是跳过信任这一步，直接企图登堂入室，成功的概率又怎能高呢？

滴滴的麻烦，就在于受制于短期利益约束，没有从底层制度上建造一个扎实的诚信机制，以为垄断就可以睥睨一切，结果还不是自酿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