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供给约束”释放消费潜力

李宇嘉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发布。过去,“扩大内需、挖掘消费潜力”的各类支持政策比较多,但重点多在促进需求释放,此次则重点强调供给端“补短板”。文件开宗明义,提出“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的循环动力持续增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居民消费率稳步提升”。可见,无论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还是夯实消费增长动力,供给端已成为政策的着力点。

政策文件中,细分为4大类的消费市场,即吃穿住行等传统实物消费,服务消费(文化旅游、健康养老),消费新模式(平台型消费、共享经济)以及农村消费。目前,最大的制约是供给端跟不上。供给端制约,首先是主体和内容无法实现多层次、多样化,比如在医疗家政、培训托幼等方面,收费高、门槛高的高端供给与无门槛、无监管的低端供给占主导、两级分化;其次是配套完善的设施跟不上,无论传统的吃穿用行或新型的信息服务、绿色产品、文化旅游,监管体系、行业标准跟不上(最典型的就是共享平台),售后追索、权益保障等也跟不上。

当然,谈到供给约束,并不意味着有效需求不重要。因为,在城市化率接近60%,未来还将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加上近年来房贷月供、房租支付、教育医疗,甚至柴米油盐价格都有上涨,提高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是促进消费的首要动力。因此,近期的一系列政策也在向这方面靠拢,比如个税起征点提至5000元。同时,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个人所得税法》,还将启动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医疗健康、房贷利息、房屋租金、养老等6项支出税前抵扣。说白了,现在居民在教育、医疗和房贷或租金、养老等方面支出越来越大,实际收入下降制约有效需求。

比如,动辄几千元的房贷利息,若能在个税前扣除,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节约,甚至很多人因此而成为免税群体(抵扣后纳税所得额低于5000元)。近年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一直保持8%左右的增长,但消费增速却下滑了。8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了6.6%,创1995年以来的新低;小轿车销量同比下降7.4%,降幅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7月份空调销量同比下降2.6%,时隔两年再次在非春节月份出现负增长。当然,社销总额统计的只是餐饮及实物消费,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信息服务、文化旅游、健康家政等服务消费一直保持15%-30%的高增长。

但是,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不能靠以消费边际倾向低的中高收入阶层为主,更应该挖掘中等收入、低收入及农村消费,这部分人群是10亿数量级的,消费意愿强、潜力大。即便目前,这部分人群消费开始升级,传统消费下降(我国整体恩格尔系数为30%),新型及服务消费增长(典型如对子女教育空前重视),但收入短期内难以上台阶,收入分配改革须假以时日。消费升级和转移,都是以其他消费下降为代价。轿车、空调等大宗可选消费下降,或意味着,因为刚性支出不断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可能不得不压缩其他领域支出,因为收入水平变化并不大。

2018年上半年,我国存款余额173.1万亿元,同比增长8.4%,创40年来的新低。2008年-2018年的短短10年间,居民存款增速从18%下滑到7%左右。钱去了哪呢?“资管新规”下,各类金融理财都在下降,公私募和股市近两年在“地量”运行。因此,钱可能都花在这些刚性支出上了。40年改革开放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叠加推进的过程,当下的中国,正在进入中等收入壮大并主导的阶段,城市化还将推进,大量农村居民进城并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红利的愿望强烈。因此,上述刚性支出还将存在,甚至会呈现刚性增长的趋势,特别是传统“成家立业”的文化熏陶下。

工业化、城市化及后工业化时代,不仅汽车、空调等大宗需求爆发式增长,旅游、社交、文化等新兴需求也将兴起。针对刚性支出刚性增长,提高收入、激励需求是一方面,相比一般实物消费,以信息或无形服务为主的这类消费,对信用制度、监管体系、行业标准、法律追索、基础平台等综合供给设施更依赖。供给跟上了(特别是基础设施),才能突破收入限制、门槛限制,将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农村等集体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若拿全国3亿-4亿中等收入阶层比较,我们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不多,但为何发达国家消费率能达到80%,我国刚过50%,差距在哪里呢?就在基于消费的公共设施及服务供给。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多数不收费、质量好;电信和网络速度快、资费低;教育和社保基本能均等化,除极少数贵族学校、私人医生,多数人享受的服务是低成本的、普遍供给的;消费环境优质,维权有保障。这就是为何,发达国家没有储蓄传统,每月发工资后的那几天,餐馆酒吧生意火爆。一贯爱储蓄的国人,存款增速居然创新低,不是敢花钱了,而是刚性支出太大无法支撑高储蓄。

因此,此次国家发布的激活消费潜力的18条措施,重点强调供给端对消费的支撑,特别是加大信用体系、监管体系、行业标准、权益保障等制度建设,让老百姓敢消费、无顾虑消费;另一方面,则是水电气暖、养老医疗、乡村物流等设施建设,在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补短板”,让老百姓能消费。因此,除了不遗余力地做大经济“蛋糕”,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外,还要扩大供给,突破消费瓶颈约束。唯有此,消费的巨大潜力才能释放出来。(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银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