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华：为企业减负应减税降费并举

[摘要] 需要探究，怎么才能使政府的减税初衷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让社会全体有明显感受。宏观上，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反映减税效应的机制，但现在还没有。

下一步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呼之欲出。

10月7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2018年减税降费力度预计超过1.3万亿元，超过年初确定的1.1万亿元的政策目标，“而且还在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

“目前，降低宏观税负是非常明显的政策思路，也是党中央国务院一项非常英明的决策。”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教授杨卫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认为，我国的减税政策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减税是促进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在经济下行之时，需要通过税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合理宣传减税政策很重要

时代周报：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推减税政策，如2016年我国开始实行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其实是实打实的减税政策，但效果反应比较缓慢。应该如何区分和统筹看待减税的短期与中长期效果？在实施减税决策时，如何解决居民实际感受与名义税负之间的不同？

杨卫华：我国从本世纪初开始提出减税的政策指导，以前的税制改革是提保持原税负，从2003年开始提优化税制结构、结构性减税，通过有增有减、以减为主达到最终减税、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

政府减税之后，企业感受不明显有多种原因：一、不同企业得到的实惠不同，一般得到实惠的就不说话了，得不到实惠的才发声；二、一方面一些减税政策没有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税确实减了，但费可能又增加了；三、我国一直实行价内税，把价跟税合在一起，没有把价外税明确表露出来，使得一些减税无法直观显现，百姓得到实惠但不一定感受得到。比如增值税由17%降到16%，购买者其实受益了但感受不到，因为没有告诉购买者，降1个点跟没有降有什么区别；又或者国家降了1个点，但市场价格却没有变化，购买者没有受益，利益被某些企业的中间环节拿去了。所以我建议标价明税，商品的价格是多少，税金是多少，什么税是多少，有利于百姓接受税收制度，也有利于百姓加强对政府收入的监督。

另外还需要探究，怎么才能使政府的减税初衷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让社会全体有明显感受。宏观上，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反映减税效应的机制，但现在还没有。

时代周报：我国目前的减税政策体系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杨卫华：我国要减税降费，总体上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先做好工作：

第一，顶层设计和稳步推进相结合。首先，通过研究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减税数额、目标、措施及方法；其次，中国国土范围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必须顶层设计和稳步推进相结合，走一步再总结，及时分析跟踪减税的效果是否符合目标，有问题及时调整。

第二，减税总设计要取得社会共识，取得企业和百姓的理解。要做政策宣传和社会讨论，让大家能够理解政府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会出现什么问题、是不是有利于大多数的群体，而且宣传必须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正面合理。以营改增当中的运输业和运输服务业为例，当时一些企业反应非常强烈。运输公司原来交的税属于交通运输业，营业税按3%来交，车站等服务部门按5%征税。营改增之后，原来征5%营业税的企业，增值税改成6%，原来征3%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增值税税率变成11%。一些企业认为加重了负担，但实际上是合理的，因为原来按5%征税提到6%的企业，很少进项抵扣，而运输业的3%提到11%则有很多进项抵扣，比如买汽车可抵扣17%。这就是宣传不到位造成的误解。

第三，要注意，减税不等于税收总量不增加，税收总量的增加不等于不减税。从全国来看，如果规模不变，减税之后税收总量就不应该增加。但也有可能减税了，同时因为规模扩大、经济发展速度增加、税收征管强化等原因，税收总额不一定减少，这一点宣传时要讲清楚。

第四，减税的方式应该具有多样性，多种措施形成减税体系，互相配合，协调使用。不要只盯着降低税率，降低税率是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措施，但缩小征税范围、加大企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再投资退税、增加出口退税等，也都是减税措施。

第五，明确减税目的：促进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税收负担的公平。只有公平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才能促进企业的合理竞争。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其中包括良好的税收环境。

营改增降税率分步实施

时代周报：大规模减税要让企业和居民明显感受到，首先应设定好减税规模，并加以强调。有专家认为，应首先设定如五年5万亿元的减税计划，你如何看待这一建议？5万亿元的减税幅度大不大？

杨卫华：我同意先设定好减税规模。五年5万亿元的减税计划，就是一年减1万亿元，但1万亿元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有不同看法。另外5万亿元是怎么算的？至少有两种不同算法，一种是以基年为标志，然后制定政策，用定比算出5年当中要减掉多少—如果不做这种改革，可能会多收5万亿元，我赞成这种做法；还有一种，简单地理解成今年要比上一年减1万亿元，其实这是做不到的。

时代周报：第一大税种增值税仍将是下一步减税的主力军。从2018年5月1日开始，增值税17%和11%的税率各降1个百分点，年内会否再次加大减税力度？从社会反应来看，税率一次性下调2个百分点的效果优于分两次每次下调1个百分点，在你来看，年内税率是否会一次性下调2个百分点？

杨卫华：有人认为营改增的目的是减税，我认为不是。营改增的目标是优化税制结构，同时带来减税效果。我个人认为今年内增值税不会再降，如果要降，也可能从明年1月1日起，一次性降2个百分点比较好，1个百分点的效果不太明显，而且税收需要相对稳定，降得太频繁也不好。

但今年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努力，一是改变目前出口退税当中，征税率高于退税率的不合理现状，实行出口零税率政策，征多少退多少，让产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对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作出适当调整，在增值税的计税价格中，不再含消费税。现在是成本+利润+消费税组成价格，如果消费税挪出来，计税价格低了，交的税也就少了；三是减税改革中不一定完全是减税，但要让百姓看到减税效果，严格实行价税分离：明确标出价跟税，让购买者知道国家是这样收税的，了解到即使商品价格上升了，也不代表没有减税。

时代周报：除了降低税率，增值税下一步的减税方向是将税率三档(6%、10%和16%)并两档。如何并两档？有专家认为，政策最快10月份出台，并预计“16%、10%合并至12%”概率最高，你的看法是？增值税税率降低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实施？

杨卫华：除了出口退税零税率，我国增值税税率有16%、10%和6%三档。目前的税率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是税率偏高。增值税作为流转税，比重太大不利于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流转税按比例征收，对富人和穷人都一样，谁消费得多谁就多交税，而且比例税率本身有累退性，对高收入者有好处，对低收入者没有好处，这是不公平的；其次，税率档次过多。根据增值税原理，现在采用销售税金－进项税金＝应纳税金的办法，单一税率才是最科学的，不存在多征少扣或者少征多扣的问题，所以还是减到两档比较合适。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最合适的税率是12%和6%：下降太多财政承受不了，定得太高企业难以发展。所以应该把税率目标阶段调长远一点，分步实施，一档由16%调到14%，再调到12%；一档由10%调到8%，再调到6%。分步实施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对国家财政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另一方面市场也容易适应，有利于稳定市场秩序。

个税应实施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时代周报：除了增值税，我国企业缴纳的另外两大税种是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其中，有专家建议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5%下调至20%，这个建议是否可行？一下子下调5个百分点合适吗？

杨卫华：目前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是25%，低税率是20%，还有一些小微企业按10%交税。企业所得税是改革后的税率，跟流转税相比矛盾并没有那么大，未来可以从三方面改革，首先，税率还有调低空间，但目前从25%调到20%是不现实的，不能为了减税而减税，政府要提供公共产品，这也是大众所需要的。我建议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可以由25%调到23%、20%降到18%，各降2个百分点，其他照样减半征收，明确对高新技术企业继续实行15%甚至更低的税率；其次，适当扩大小微企业的认定范围。小微企业可以发挥船小调头快的作用，也是为人民生活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企业，是解决就业最重要的场所；最后，像研发费用等可以考虑进一步提高加计扣除的比例，以前是150%，后来有的增加到175%，可以考虑增加到200%。

时代周报：再看消费税。目前，消费税税目税率调整迎来好时机：范围过宽、税率过高的消费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消费升级。11月，首届中国进口国际博览会将召开，是否可能以此为契机，大幅度降低消费税？

杨卫华：消费税是不是可以减少征税范围、降低税率？我个人认为，目前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除了个别税目比如化妆品可以缩小以外—其他暂时没有可以缩小的空间。此外，消费税应该由含税价格改成不含税价格，再重新调整税率，有一些税目的税率可以降低。

时代周报：个人所得税法刚刚修正，但仍存在继续修正的空间。社会一直对综合所得最高边际税率45%的下调充满了期待，剩下的3个月里，这一期待是否有可能实现？最高税率会不会下降至35%？

杨卫华：这一轮个人所得税制已经改完，我认为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由3500元提高至5000元是科学的，因为已经将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单独抵扣了，但需注意实行指数化管理，即根据物价上涨相应提高额度，才是科学的。

45%的最高边际税率，是我一直反对的。目前，45%的税率已经变成一些国家攻击我国税负重的靶子，同时、高税率也影响我国有效引进高素质、高质量的人才。我个人倾向进一步的改革，是将3%-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5%-35%(5%、10%、17%、2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累进不是等比而是扩大，即收入越高、税率差距越大，这样有利于调节高收入人群。另外，每月超过一定数额还可以考虑加成征收。

减税降费应同时进行

时代周报：有专家认为，为了让减税政策有效，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期间，任何增税的政策都不宜出台。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杨卫华：我不赞成完全不出台增税政策，税率可以不增加，但税目可以调整。比如即将出台的房地产税，可以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一些相关税种合并在一起，扩大征税范围，这对于一些纳税人是减税的，但对另外一些纳税人则是增税的。

现在只对经营性的住房征税，可以考虑扩大到对部分非经营性住房包括国营部门、机关事业单位的用房。另外，家庭住房征税不是对所有住房都征税，应按各地不同情况制定标准。以上海为例，可考虑人均第一个60平方米是保障性住房，不征税；考虑还有改善性住房，第二套减半征收，其中的30平方米不交税；第三套按照法律规定征收。我认为超过第三套房的还可以考虑累进征收，占有的越多交的税越多，改变目前“有些人没房住、很多房没人住”的状况。还有对开发商拿了一年未使用的地征房地产税；建好的房子两年没卖出去的，照样交房地产税，以此改变供求矛盾，有效遏制房价轮番上涨。不过要注意，靠征税改变房价是不现实的，压低房价更是不可能。

时代周报：减税降费意味着国家税收收入的让渡，减税降费政策设计除了给企业等社会主体减负之外，还要考虑财政可承受能力。如何在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同时保证财政正常运行？

杨卫华：政府要兼顾两方面关系。第一，兼顾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在任何条件下，减税的需要是无限的，可能则是有限的，应该根据可能来考虑需要。所以政府要明确减税减到什么程度、怎么减比较好。政府首先要坚持公共财政，税收主要不是用于搞经济建设，而是为经济建设提供基础，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经济建设则应该主要由企业提供；其次，坚持减政节支，减税跟减政相结合，只有减少政府一些不必要的部门，同时节约支出，否则减税很难达到目标；最后，减税不可能无限度地减，而是应该适度地减。

第二，减税和降费同时进行。我认为，应该更多地注重降费而非减税。为什么这么说？一是因为我国的宏观税负只是偏高；二是税的征收依法进行，费就不好说了。我国现在究竟有多少种费？谁也说不清楚。而且这些费大多不是通过法律来规定的。当今企业负担加重，最根本还在于费而非税。只简单强调降税可能导致一个结果，依法律规定征收的税降低了，如果政府入不敷出，就有可能加大收费，加重企业和百姓的负担，这是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