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学术创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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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创新经济的成功，更多是建立在互联网之上、利用劳动力红利发挥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创新，那么近些年来，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基于互联网的模式创新时代正在远去，技术创新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来自学院派力量的技术崛起，正在成为了这个创业时代的新力量——人工智能、大数据、安防、航空技术……一批创业公司在这些世界前沿的高精尖无人区探索发现。

在这其中，来自大学等科研院所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重要的创新池，也是扛着旗帜的探险者。国外学者对于学术创业早有定义，即将科学家们研发的技术成果商业化并完成创新过程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活动。而在中国，学术创业正在成为新的浪潮。

另一面，当“中国天眼”FAST即将在明年接受验收，对于工程方来说，面临的却是“中国天眼”10万年薪难觅驻地科研人才窘境；在舆论争议十万年薪高低之前，更有的是火箭工程师张小平离职奔向民间高职厚薪所引发的轩然大波。

在学术创业的时代浪潮下，改变在不断发生。

回顾中国科技成果转化40年，坎坷中不断涅槃。从政策上来看，2015年以来，国家修订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务院出台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从80年代“韩琨事件”，到如今允许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和兼职取薪；从职务发明成果的所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皆归国家，再到如今开始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更多的风投机构进入到这个领域，助力科研成果的孵化，一些院所自己设立了孵化基金，为科研人员创业创造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技术投行家，成为科技成果和商品之间的桥梁。

不过，正因如今所处的是商业模式创新向技术创新的转轨时代，要实现这一转型，我们的顶层设计到转化的每个环节，还有更多改进值得期待。

政策落地上，一面是政策给予离岗创业的科研人员激励和扶持，一面是仅有比例极低的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的现实；政策不断给予转化人员更多比例的成果转化激励，但换来的是创新能力仍然低下的中小企业；尽管政策给予职务发明人股权奖励，但奖励的延迟也限制了转化人的积极性。由于政策细则和免责机制的不到位，国有资产流失的阴霾未散，限制了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因此，我们期待更多细则和免责机制，既能激发成果转化的活力，又能规避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有效保障政策落地。

科研和生产之间的“死亡之谷”，使得许多技术成果在实验室终止，从研发到转化，再到形成产品，需要经历很长的过程，这个链条中的每个节点至关重要。研发端上，技术和市场难以匹配，一位能够研制出顶尖高端设备的科研人员叹息，“我的成果转化几乎都是失败案例”；工程化实现困难，无法要求科学家们成为学术和商业化的通才。能在实验室中研发出解决企业痛点的产品的科学家，苦于工程化实现的困难，无法达成量产。主流评价体系的单一，使得一位在科研院所中长期深入企业，从事产业化工作的科研人员感叹，“不被主流评价体系认可也很孤单”。更重要的是，本应成为创新主体的中小企业，在研发实力和招标竞争上处于弱势，它们没有能力承接院所的研发成果。投资环节，我们并未形成完善的风投机制，解决技术商业化所面临的资金和孵化问题。

除此之外，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个产业链条上至关重要的转化环节，专业的技术投行家队伍还未建立，市场化技术转化团队水平层次不齐，机构中的转化人员并未享受到应有的待遇。

因此，我们认为，在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修正中，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改革，而是需要一次“变法”。就此主题，10月19日下午，经济观察报在华商会议中心举行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变法之道”的闭门会议，就当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市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通过此次会议，我们也形成一些建议。在交易环节，评估机构不一定是第三方；在扶植政策方面，可考虑公共招标项目必须20%以上分包给小企业、技术商业化的成果优先给小企业；在人才体系建设方面，建立专业的技术投行家队伍；在转化主体方面，给予技术成果转化人员更多激励，确立企业为创新主体，出台相关细则和免责机制，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些建议，推动技术商业化的实践，更好迎接学术创业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