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中性”到底怎么理解

最近这段时间，“竞争中性”这个新词，像块石子扔进了水面，激荡出片片涟漪。

先是央行行长，在一个国际性的银行业研讨会上说，政府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接着是国资委发言人，在前三季度央企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提到“竞争中性”原则。

这两个人的发言，一前一后，只隔一天。“竞争中性”一下成了让大家眼睛一亮的新词。

四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有记者追问，“中国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是什么意思？是否意味着要将国企政策性的负担剥离出来，让所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记者还追问，怎样才能做到竞争中性？

发言人说，一碗水端平。就是说，只要是市场主体，不管身份如何，一视同仁，在市场准入和资源等方面，都享受公平的待遇。这位发言人还解释了，所谓竞争中性到底是什么？他说，从学术上讲，就是市场经济国家把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企业都一视同仁的技术方法。

再往后，“竞争中性”就没什么新闻了，但茶余饭后大家还在议论这个新词。

说着，说着，中国一汽宣布，国家开发银行等16家银行，向中国一汽授信1万多亿元。

1万亿是什么概念？10年前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拿出了“4万亿”。1万亿是一场金融危机保卫战国家弹药的1/4。

这一下，就像马蜂窝被捅了。七嘴八舌，又把竞争中性来来回回说了几遍。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竞争中性”原则？

作为一个常年服务于资本市场的律师，我想简单谈谈我的理解。

翻阅历史文献，“竞争中性”这个原则，跟共和国同龄。早在1949年，这个原则，就作为澳大利亚国内经济改革政策中的一项原则被提出。

近年，大家都熟悉的经合组织（OECD），把“竞争中性”作为一项原则，当作经验总结推广了。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影响力非凡的非政府组织，总结推广“竞争中性”的时候，并不特别具有针对中国的含义。

“竞争中性”作为一项原则，所包含的政策措施，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概括而言，大概有八项准则：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非歧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谈人家怎么理解“竞争中性”，是为了讨论我们国家的事。

简要对照，我发现有些准则已经不是问题，例如税收中性，要求面临相同的税收环境，取消区别待遇。这在中国早就一视同仁了。

那我们看看其他准则，比如成本确认准则。

按照“竞争中性”的要求，国有企业设立要透明，要有信息披露机制，要告诉大家，这家国有企业的成本结构是什么样的。这是因为立法者担心，国有企业设立之后，为强调它的公共服务职能，进而对它的商业性活动加以补贴。

坦白地说，这一项准则，挺不容易做到的。一家国有企业，既要讲求“经济效益”，也要讲求“社会效益”，要它把商业性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完全区分，很难。我们只要体验一下国有航空公司和民营航空公司、中国邮政速递和四通一达的区别，就知道这个原则是如何难以落实。

再比如监管中性准则。

按照“竞争中性”的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在最大程度上与私营企业面临相同的监管环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我觉得，这项准则，如果在我们国家真正落实了，对依法治国是极大的促进。实践中，我们基本上做到了一视同仁，但还有待提高。

比如“疫苗事件”，对国有控股企业武汉生物的处罚是偏轻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0月28日发布的巡视整改进展情况通报也认为，在对武汉生物的处理中，“对事故的处罚没有按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从严从重，行政处罚偏轻”。

再比如债务中性准则。

按照“竞争中性”的要求，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融资，须保证融资条件与市场利率相一致。

但实践中，国有企业债务在很多条件下可以减免、豁免、展期、债转股，民营企业却很难。副总理刘鹤在近日的讲话中也提到，“目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误解和偏差，比如说有些机构的业务人员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限于篇幅，就不对八项准则中的其他四项一一展开。总之，我们谈的“竞争中性”，就本质而言，仍是一个国家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能不能兼容的问题。从国际视野看，竞争中性原则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兼容的。竞争中性的概念，对突破改革僵局、提振民营企业信心、应对国际竞争压力，应该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落实，怎样才能把“竞争中性”变成经济生活中活生生的跳动的原则？

我想，作为决策者、立法者，当务之急，可能是回归中国国情，把政策导向细化为法律规则，既有具体细则，又有时间表。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作者系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