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奇的企业行为理论与中国企业的两种冒险行为

2018年9月27日，当代管理学界的泰斗马奇(James March)教授去世，享年九十。马奇被许多学界同仁推崇为当代最杰出的管理学者。虽然他在学术界之外远不如另一位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 Drucker)有名，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管理学研究者只把德鲁克视为“管理思想家”，而把马奇当做我们的同类和精神领袖。

在马奇去世之前一两个月，我的一篇与香港大学周政教授、伊利诺伊香槟大学杜飞教授合作的研究论文被顶级的《管理学学会期刊》所接受，即将在2019年正式发表。这篇论文恰巧是用马奇的企业行为理论来解释中国企业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冒险”行为。虽然马奇后期的一些与组织学习有关的理论(比如学习的短视、失败的陷阱、成功的陷阱等)可能早已为中国的管理研究者与实践者所熟知，他在与赛叶特合作的《企业行为的一种理论》一书中所发展的关于企业探索、冒险行为的理论，就我所知还是第一次被应用到对中国企业的研究而发表于最顶级的管理学刊物上。我在此对马奇的有关理论和我们的论文稍作介绍，并借此纪念马奇这位我所尊敬的学界前辈。

必须说明的是，我本人并非出身于企业行为理论学派，并且和该学派(或者更广义的卡内基学派)的学者少有接触。我自己的研究一开始集中于制度理论、跨国公司战略、中外企业的竞争与合作等方面，直到三、四年前我过去在港大时的同事Kevin(周政)带着一个课题来找我合作，才把我引入了这个(对于管理学这个新兴学科而言)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因为入行年资的关系，我和马奇这样的前辈大师更是难有交集。唯一一次有机会聆听大师讲话是在近二十年前还在读博士时参加管理学学会年会，在台下听了几十分钟，那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至今难忘。其中最令我产生共鸣的是他对商学院功利性价值取向的鄙视，影响了我在之后的学术生涯，即使是在北大、中欧那样被商业界人士围绕的环境里，也能耐得住象牙塔里的寂寞，专心于学术研究而不至于迷失方向。

如果以《企业行为的一种理论》一书的发表作为企业行为理论创立的标志，这一理论学派至少已有65年的历史。企业行为理论在这本书中奠定基础(其中一些概念在马奇和西蒙于1958年出版的《组织》一书中已现端倪)，并在该书出版之后几十年间，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里不断丰富完善，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庞杂的体系。我相信随着马奇的逝世，会有一大波评价这一理论和他个人学术贡献的文章涌现，我就不去做这样的综述性的介绍了。这里我只对该理论和我们的论文直接相关的部分作一个评述。

我们所关注的是企业行为理论中的两个著名的命题。第一个是所谓的“问题性探索”(problemistic search)，即企业出现了业绩下降的问题后，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超出既定程序的探索。这种探索可以被视为一种冒险行为。比如企业在业绩大幅下降后可能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放弃某些产业或部门以求断尾求生，或者冒险进入新的、不熟悉的领域以开拓收入来源。第二是所谓的“宽裕式探索”(slack search)，即企业在业绩提升之后，资源有了宽裕，允许企业做一些“任性的”、耗费资源而又没有确定回报的冒险行为，比如收购与兼并、大幅增加研发投入的强度等。这两个命题中的前因，简单而言都是企业的相对业绩(相对于同类企业的平均业绩或自己的历史业绩)，而其后果都是探索、冒险行为。

虽然这两种探索行为都被视为企业行为理论中的一部分，但它们在该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问题性探索属于该理论的核心部分之一，而宽裕式探索虽然很有启发意义，在原书中却并未提及，而是马奇后来在论文中追加的。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该领域的学者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到他们的研究中，但是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我们察觉到的重大偏差，就是这两个不同的命题会被用来解释同一种战略冒险行为。比如，学者们会假设当企业业绩不断降低后，会冒险进入新产业以求一搏；而当企业的业绩得到大幅提升、有了充足的资源后，又会“任性”进入新产业。这样的假设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因为管理学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都告诉我们，(业绩)好的公司和坏的公司由于企业目标、资源各不相同，不会也不应该采取相同的战略行为。但是过去十几年间，该领域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甚至我们认为是荒谬的结论，比如业绩最好与最差的公司都最倾向于加大研发投入以提升业绩，或者业绩最好与最差的公司都最容易进行非法活动 。

我和我的合作者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不合情理的结论，不是企业行为理论的问题，而是研究者不正确地使用了这一理论。我们注意到当研究人员把问题性探索和宽裕式探索这两个命题放在一起时，是用了前后不一致的理论逻辑来解释企业行为：问题性探索命题是基于企业的动机，即企业有为扭转业绩下降而冒险的目的；宽裕式探索命题是基于企业的资源宽裕度，强调企业有冒险的能力。如果在理论推导时遵守了逻辑的一致性，就不可能得出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奇怪的结论。比如，如果同时用资源的宽裕度来作为解释因素，那么当企业业绩下降时，它可能会以剥离、裁员等手段来保存财务资源；当业绩提升时，它可能会相反地进行消耗财务资源的并购扩张。这样的理论推导才更有逻辑性。

在论文中，我们是使用了企业行为理论中更核心的动机论来推测好企业与坏企业的两种不同的冒险行为。简单地讲，业绩坏的企业会进行问题性探索；但问题性探索经常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管理者的动机是解决眼前的、直接的业绩问题。因此他们往往会忽略其行为可能带来的法律、道德后果。这样的结果，就可能是这些企业比较容易做出不正当的冒险行为(deviant risk-taking)，比如行贿。反过来，好的企业没有必须解决当前业绩问题的压力，会更容易做出积 极 上 进 的 冒 险(aspirational risk-taking)，因其动机变成了提升自己的长期竞争力。这样它的冒险行为就会体现在对研发和创新投入的强度上。

我们的论文当然不是这么简单，而是有许多复杂的理论推导和实证设计。但重要的是，我们对企业行为理论做出了一些应有的贡献：我们纠正了该理论(更确切地讲，是该理论的拥趸们)在运用理论时逻辑不一致的问题，使得该理论得以更为准确地预测企业相对业绩与不同的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的论文是首次在顶尖管理学刊物上发表的运用企业行为理论来研究中国企业的论文——我们的样本是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我们的一些发现很有意思。比如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行业竞争程度对坏的企业和好的企业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压力。业绩差的企业面临竞争压力时会更容易地堕入非法行贿的陷阱，而业绩好的企业面对竞争压力则会进一步的追加研发投入。其中对行贿的测量，是借用了我在北大时的同事，后来先后担任光华与港大商学院院长的蔡洪滨教授在一篇论文里的创新，即用中国企业中不正常的娱乐招待费用来测量隐性的行贿支出，从而使得我们这篇论文的“中国因素”更加厚重。

马奇在学术上活跃的年代，中国企业尚未扬名立万，难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但是好的理论自有其生命力和普适性。我和两位合作者虽然并非出身于企业行为理论流派，却因缘际会地运用了这个理论来研究今天中国企业的冒险行为，并在实证上得到了充分的数据支持，这也让我们对马奇更加敬佩。大师虽逝，但我们得以在他留下的巨作之上添加一笔，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