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旧梦：敦煌文书在京都

1931年9月14日胡适的日记中，曾记下他与陈垣的一段对话。陈垣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胡适答不上来，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今日必须承认我不‘大’，方可有救。”此处之西京便是京都。然而近几十年日本汉学研究衰落，经费萎缩，日本学生对中国丧失兴趣，像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在京都引起轰动之事，早已是空谷足音。

1929年陈寅恪送别史学系毕业生时，曾作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但现代文科学术投入大、实效微，向来不济饥寒，光靠学者们的孜孜矻矻，注定孤掌难鸣。日本东洋史在上世纪之所以独步全球，背后离不开普罗大众的关注，企业家的慷慨资助，以及佛教界的支持，这些都是学术金字塔不可或缺的基盘。

高田时雄教授的新著《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多少能带我们重温百年前的西京旧梦。高田教授本人就是战后日本敦煌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但最近十几年始终不能忘怀战前日本国内，尤其是以京都为中心的敦煌学学术共同体。这本书对敦煌文物流传的绵密考证尤为精彩，多为前人学者所未触及，可谓书籍史层面的知识考古学。

一

追寻日本敦煌学的起点，首先得回到1909年9月初秋某一天的北京。当时在敦煌藏经洞获取大量文书的伯希和回程时路过北京，消息传开，东京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曹元忠等人结伴登门拜访。虽然大部分战利品已被装箱运回巴黎，三十多岁的法国人毕竟难韪众意，还是展示了随身携带的几十件。在田中和罗振玉看来，件件“皆惊心骇目之贵重品，为唐写本、唐写经、唐刻及五代经刻文、唐拓本等。”

当年11月，田中庆太郎在北京的日文杂志《燕尘》上发表《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同月，内藤湖南也根据罗振玉提供的消息，于《朝日新闻》上连载《敦煌发掘的古文书》，“敦煌”两字正式进入日本学界的视野。通过这两篇文章，日本的有识之士了解到，欧美列强的探险队正一批批地开赴中国西北边疆，必须采取对策，否则不久后东洋文物将尽为西人所有。

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人带有从幕末志士那继承的豪快气，行动果敢。不过略令人讶异的是，最先展开行动的不是日本政府，不是东洋史学者，而是京都的净土真宗僧人。京都西本愿寺第二十一代宗主大谷光瑞素来热衷于中亚探险，他从1902年就开始动用本寺资金，派遣探险队前往中亚调查佛教遗址，自己偶尔也亲自参与。听到敦煌的消息后，大谷光瑞立即指示橘瑞超率领大谷探险队向中国西北进发。橘瑞超等人不负所托，在敦煌获取大量珍贵写本，成为日本输入敦煌文书之始。

与专业的英、法、德、俄诸国探险队迥异的是，大谷探险队狂热有余而技术不足。近几年通过白须净真、金子民雄等学者的研究，日本僧人发掘手法之拙劣已广为人知。从各个方面看，真宗僧人活跃在敦煌学第一线都是反常的。究其原因，从镰仓时代以来，支配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直是佛教而非儒教，中国西北地区的其他考古发现，如居延汉简、黑水城文书等，都不能像出土大量佛教经卷的敦煌藏经洞那样撼动彼心。大谷光瑞、橘瑞超等人本质上是为了“护教”，其次才是学术研究。

大谷探险队基本上孤军作战，既没有日本政府的支持，也缺乏实业界、学术界的协助。因为探险活动耗资巨大，西本愿寺的财政状况很快出现漏洞，1914年大谷光瑞遭褫职，之后再无力组织探险，还不得不卖掉很多已有敦煌文物抵债。至此之后真宗僧人退出历史舞台，专业的东洋史研究者登场，并彻底改变了日本敦煌学的面貌。

二

1910年秋，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员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内藤湖南、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五人奉命赴清，调查敦煌文书。由于事出仓促，校方提供的经费严重不足，他们一度得投宿在北京守备队兵营里。当年《燕尘》杂志第十一号还报道这么一件轶事：小川琢治路过洛阳时，因为听不懂中文，误将上前讨饭的乞丐当做古董商人，惊叹“不愧是古都洛阳呀，连停车场里都有卖古董的”，很是被随行记者揶揄了一番。它透露当时日本学者的中文听说能力堪忧，但他们的长处是能以现代学术方法进行科学化研究，并把敦煌研究推进到第二阶段。

称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为“掠夺”尚不算冤枉，羽田亨、内藤湖南等学者收集敦煌文书的过程则基本是合乎法律的正常市场化行为，买卖双方各取所需，无可厚非。有时甚至是中国卖家主动找到日本买家出售，不买都过意不去。这一阶段敦煌文物外流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内部之溃烂，不待外力：已经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反复挑选过的敦煌文书，先是遭到王树枏、梁素文、廷栋等当地官员觊觎，运到北京后又被京官瓜分，其中李盛铎所获最多。很多文物是先在中国人之间倒手，最后才被卖往日本。

高田教授将目光对准了一个几乎被历史洪流湮没的关键人物：文物商人白坚。白坚字坚甫，四川西充人，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北洋政府任官，最初是书画收藏家：“当初搜集时，或许是为了自己鉴赏观摩。但不久也渐渐对转卖获利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而转卖对象大部分在日本。”白坚平时居住在上海和北京，但几乎每年都来日本。

社会大变动之际，像白坚这样横跨新旧两界的人，在任何一方得势时都能有所倚靠，因之永远屹立不倒，得到很多套利机会。这类人物总体无可深责，他们自己也藏书，做一些学术研究，与学人往还，如王国维自沉后上海刊行的《观堂遗墨》即由白坚题字。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是中国文化之承载与背负者，故时常感受到其衰微所带来的苦痛；白坚则是中国文化之依附与享乐者，悠游其中，而浑不受其累。但在现实中，后者往往比前者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正是通过白坚的介绍，满清大臣李盛铎旧藏的432件敦煌文书被第十子李滂装让给羽田亨。李滂的身世曲折，母亲是日本人，她1905年在中国公使馆工作时认识出洋访问的李盛铎，不久在比利时产下李滂。

早在1910年，羽田亨就通过内藤湖南的介绍拜访过隐居天津的李盛铎。1919年羽田受命赴英、美、法等国游历，遍观海外敦煌文书，他与伯希和私交极笃，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调查时，法国人甚至允许日本人将文物带回住处研究。1928年羽田再次来天津抄写李盛铎的敦煌文书时，已是闻名遐迩的敦煌学家了。在李盛铎逝世两年后，1936年通过大阪制药公司第五代社长武田长兵卫的资助，李家旧藏四百多件敦煌文书终于转入羽田亨之手。

三

习惯了企业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取利润话语的中国读者，可能会难以理解武田药品工业为何要无偿资助羽田亨。但日本始终有企业讲究义利并重，它们愿意将原本可投入扩大再生产的利润拨出，专门资助学者的基础研究，而不求任何回报。创业于1781年的武田药品便是典型，其下属杏雨书屋专藏医学书为中心的和汉古籍，书屋不久前低调主办“福井崇兰馆的秘籍”展，一次性展出馆藏七种宋刻本和十几种元刻本，却不作任何宣传以增加企业知名度。

上世纪日本国立大学教授的收入也极为丰厚，允许羽田亨在收入李氏旧藏后，继续从各方自费购买敦煌文书。购买途径有朋友转让，也有从古书店佐佐木竹苞楼、古董商长安庄处购得。1939年，羽田从前京大医学部教授清野谦次那里购入40卷敦煌写经。根据收据单高田发现，羽田亨给的价格超过了清野谦自己的报价，“在正常的交易中非常罕见”，推测这是“羽田对前一年因故辞职京都大学而幽居的友人清野所变现出的关怀之意。”

但清野谦次究竟为何“辞职京都大学”？高田教授书中语焉未详，笔者查阅史料后得知，清野虽学医但从小热衷收藏古籍和写本，升教授后更加好古成癖。他在各古寺查阅古文书时被多次曝出偷窃行为，都因为社会地位高不了了之。直到1938年6月京都神护寺再次报警，警方在路上截获清野，发现他的口袋中藏了十几卷经卷，于是人赃俱获。“清野事件”引发社会负面反响，当时的京大校长滨田耕作甚至引咎辞职，而接任者正是羽田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日本收藏敦煌文书最多的地方不是博物馆，而是京都大学教授羽田亨的研究室，总数达到七百多件。1938年羽田被任命为京大校长，行政事务缠身，仍然一有机会便潜心研究这批文书。随着空袭日趋频繁，1945年7月，羽田不得不将它们装箱，运到大阪武田制药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内保存，半月后又疏散到兵库县的偏僻村庄。直到1955年逝世为止，他再也没能继续做敦煌研究。

所幸这批文书安然度过战火，现存武田科学振兴财团下属大阪杏雨书屋，并以《敦煌秘笈》为名影印出版。几年前，由于羽田亨的后人移居东京，他在京都北区的老宅被夷为平地，除了赠予京大文学部附属羽田纪念馆的藏书外，剩下的四散而出。羽田家三代从事内亚研究，身后尚且寥落如此，其他学者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