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不息 经济发展不止

近期国家发改委要求放宽城市落户限制的消息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密切关注。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当下，放宽落户限制、加速城市化发展，可令中国经济获得持续的增长动能。从全球城市化发展经验来看，只要城市化进程不停滞，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停止。

在经济学界，关于究竟是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还是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仍存在争议。但这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并不妨碍结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无论是英美等老牌发达国家，还是日韩等后起的亚洲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城市化率的快速提升。

例如，目前美国超过八成人口居住在仅占全国总面积3%的城市中，而半个世纪前美国城市人口的比例是70%，一个世纪前仅约45%。日本在1960年城市化率为63.3%，1975年升至75.9%。

世界银行的城市化研究报告发现：几乎所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城市化率均超过50%；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均超过70%。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曾写道：“结构性变化”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推动力，而城市化就是和工业化、科技进步类似的“结构性变化”。

他进一步解释说，城市化之所以被视为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城市和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落差。世行报告认为，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等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3到5倍。因此，当人们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村来到高劳动生产率的城市，就提高了整个国家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这必然促进经济增长。

其二，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更快，且城市越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就越快。在大城市，效率来自人群的汇聚：人群越聚集，“知识溢出”效应就越明显，知识传播就更快，创意更加容易诞生；同时，人群的密度越大，基础设施的单位成本就越低，经济的规模效应就越大。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写道：从纽约曼哈顿第41街到第59街的一英里距离内，雇员人数达60万，超过新罕布什尔州或缅因州；人均薪酬10万美元，每年的薪酬收入超过俄勒冈或内华达州。

格莱泽说“之所以能承受城市带来的更高人力和土地成本，唯一理由是城市能带来足以抵消这些成本的生产效率优势。”

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多少潜力可待开发呢？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末，中国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

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目前的真实城市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尚低于100年前的美国和50年前的日本，增长空间依然巨大。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时，如果城市化率达到70%，那么意味着未来至少还有2亿多人口进城。

2亿多人进城，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意味着消费市场的快速扩容，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的巨大释放。因此，中国城市化的潜力可以被视为经济增长潜力的某种“战略储备”。只要城市化率还没有达到70%以上，中国经济的较高速增长就不太可能停止。

不过，值得担心的是，城市化并不总是受到欢迎。斯宾塞援引联合国的调查说，全球绝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都在抵制城市化而非欢迎城市化。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化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街头犯罪、贫富分化、疾病扩散、房价高企……

城市化就如同催化剂，在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激化了社会和政治矛盾。这使得人们对城市化存在矛盾情绪：欢迎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福利，抵触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难题。且这种矛盾情绪往往容易转化为“权宜”的政策选择：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抵制城市化，以控制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在经济下行期则鼓励城市化，期待用城市化来刺激经济发展。

不过，城市化是经济规律使然，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城市化都在向前发展。即便是那些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0%的发达经济体，人口也依然缓慢地在向大城市流动。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显示，2018年日本总人口减少了42.7万人，47个都道府县中有40个人口都在减少，但东京人口却依然在增加。

城市化的问题只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去解决。电灯、抽水马桶、地铁、摩天大楼、污水处理系统……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都发端于城市，他们中的很多也都是为解决大城市病而诞生的。而每一种发明又都极大提高了城市的效率，从而令今天的城市可以容纳更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