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纾困一年间：有的成功上岸 有的继续跋涉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自去年年中京深两地分别出现首家民企成功获得国资纾困驰援算起，至今将满周年。一年间，多路纾困资金加速入场，尤其是各地政府主导的全国性纾困行动星火燎原般展开，百余家民营上市公司宣布已经或将获得国资纾困。

不过，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实操界人士透露，在部分纾困项目进展顺利的同时，一些项目也存在纾困资金与民企对接不顺畅的现象，这意味着，在部分民企或实控人成功度过流动性危机，出让控股权之后坐享“非控股股东红利”的同时，另外一部分民企及其实控人仍将继续跋涉于流动性吃紧的境况中。

脱困的幸福

广西国资驰援网宿科技、泸州国资入主跨境通……国资入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案例自6月以来再度增多，意味着各路国资纾困上市民企流动性正稳步推进。部分媒体将这轮国资纾困的新高潮称为“纾困第二季”。

公开统计显示，目前宣布已经或将获得国资纾困的民营上市公司家数早已破百。绝大部分获国资纾困的民营企业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公司正经历多层面的积极变化。

主营能源净化的三聚环保是全国首批国资纾困标的之一。北京海淀区国资委的入主，使公司自2002年起首次拥有了实际控制人。公司负责人王尊向证券时报记者介绍说，纾困已经给三聚环保带来了明显积极变化：“短期来看解决了公司流动性和高应收账款这两大燃眉之急；从更深层次来看，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模式都在走向优化。”

多年来，三聚环保在推广技术时采用先向客户贷款建厂、在客户取得收益后按照特定账期还款这一模式进行，这在带动公司营收增长的同时，应收账款规模也不断增加，一度引发外界对公司“垫资模式”的质疑。

据王尊介绍，三聚环保此前曾筹划改变此类业务模式并进行转型，但直到国资入主后这一转型才真正落地。“现在公司项目并非只要赚钱就去做，而是必须要符合整体的战略要求，甚至会与国家层面的需求相结合。”

与转型相伴而生的是公司决策的科学化。“此前通常由一把手来判断某个项目的可行性，国资入主后通常要技术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甚至区国资委的层层审查，需要有严格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才能进入下一步实操阶段。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这种决策流程正逐渐成为公司的管理优势。”王尊说。

由于本轮接受纾困的民营企业几乎全部饱受过“缺钱”之苦，国资入主后让民营企业感受最深的，还是来自于流动性。国资通过股、债等多种形式的介入，使上市公司及其实控人实现了“输血式复活”。

三聚环保是典型的上市公司复活案例。海淀国资拿出真金白银，通过受让应收账款、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等方式，使三聚环保的现金流问题加速化解。

此外，国资纾困给民企原实控人带来的改变更为明显。随着纾困资金的到位，高比例股权质押和高杠杆率下降趋势逐步显现。流动性难题的缓解以及融资渠道的畅通，只是民营企业在国资纾困后出现状态好转的表征之一，实际上，“脱困的幸福”还在向其他层面加速渗透。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获国资纾困的民企不少都在经历一连串的“连环效应”。如S公司去年获北京国资纾困后，开始了与大型央企的合作。公司负责人透露，继引入国资之后，目前正在筹划引入中粮集团。“有了国资‘背书’，公司在业务拓展尤其是央企业务拓展方面开始大踏步前进。”

“化缘”的一年

民企上市公司原实控人对于本轮国资纾困所带来的“天渊之别”感受最深。

东北P公司去年出现股权质押危机，2018年底成为山东国资纾困对象。P公司原实控人李磊出让控股权后，成为第二大股东。在李磊眼中，从2018年到2019年，自己“仿佛过了好几辈子”。

“去年简直成了‘化缘’的一年，我全年只干了一件事，每天四处融资找钱。一年时间里，身体和精神都备受折磨，我第一次体验到创业以来从未有过的痛苦和委屈。”李磊坦陈。

在李磊看来，“委屈”主要来自两点：

其一是新规效应。“当时我持有公司股份约70%，个人质押比例不足40%，以为这种‘抵一半剩一半’的方式足以保证资金周转。按我的计划，通过体外孵化优质项目，待未来成熟之后注入上市公司的方式，可以实现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不料后来出台监管新规，尤其是质押比例超过50%的股票不得作为质押标的再融资的政策，让我的质押比例瞬间变成顶格。”

李磊当时想到的办法是通过减持部分股份降低质押比例。但咨询机构后得知，自己还同时受到减持新规的限制。“一切都在突然之间，我已经变得没法给质权人还钱了。”

其二，金融机构抽贷。“当时我进行了4亿元质押贷款，但在2018年，机构纷纷找我还钱。当时想，我一直在做实业，从未违规，为什么也会遭遇抽贷？这不相当于我刚爬到一半就被撤梯子吗？”（下转A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