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无可选择地活在时间之外

童伟格的小说，总给我一种时间凝滞的感觉。《王考》《无伤时代》《西北雨》，前者是短篇小说集，后两部是长篇小说，成书时间大约集中在近十余年，书写对象大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化时期无所适从的偏隅城镇或乡村百姓。他们跟不上现代的脚步，仿佛被分隔在另一个世界，留在往昔，留在荒芜，生存的困境也是他们精神的困境。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里说：“小说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世界的史诗。”归根结底，人是乡愁的动物，漂泊是永恒的命题。作为独立的存在，个人从子宫、家族、自然、故土和文化的母胎中诞生，然后分离，然后孤独地踏上寻找自我的旅程。童伟格的乡愁书写表面上看反映了台湾村镇居民或“步入城里的第一代人”的怀旧情绪，关于祖先失落的原乡或关于自身羁绊的故园，以及母体文化的留恋与缠绵，但更深层地去看，乡愁于他，并不只是地域性的或经济发展的概念，更是时间意义上西西弗斯式的宿命认知和悲剧体验。

短篇小说《王考》写乡村请神。借由祖父的地方文人角色，深考圣王的渊源，凝聚乡人感情的地方宗教折射着历史变迁的诸般事宜与逐渐形成的地域文化。代表传统和旧式经验的祖父，与充满好奇心、对世界有着探索欲望的“我”之间，既有着引领，也有着疑惑或否定，“我”跟着祖父走，精神警醒地跟在他身后，雨在下，而路很长。

《旧约·传道书》有言：“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何处。”就是在说“代”的环園。自然更替，社会翻覆，固有的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变，抑或不变，就成为了一种书写的核心主题。

作为1977年出生的说故事者，来自台湾省第一大城市新北市万里区的童伟格近乎本能地写下了他记忆里的、散发着些许泥土味的，由乡村转入城市大开发的那些人与事以参与台湾当代历史之叙事，只不过进入他的视野的、进入读者视野的，并非轰轰烈烈的大历史，而是源自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的深刻领悟所感受的。

如果说短篇《躲》是正面的抵抗，我大伯以在那些主权不清被荒废的田地里到处建造简陋小屋的方式来对抗城市资本主义的入侵，那么，短篇《发财》里的林爸爸对有钱人的极端羡慕，刻意模仿王先生衣着行为的表现，就显示了对财富的不择手段的向往，即使无法得到，而在思想上已经匍匐，在现实里，却只能向着荒诞的癫狂、如狗那样爬行在黏脚的泥泞里。

如果说短篇小说集《王考》尚且以决绝或投入的姿态描述乡村面对城市的反应，那么，长篇小说《无伤时代》与《西北雨》，则不再追求两者的融合或拒绝，一径地放任自我沉入“我”的世界，承认“我”的“无用”，因为对现实的放弃反而获得个体的超脱与自由。

《无伤时代》是一部很“丧”的小说。“江”也想起身，也想满地奔跑。他进城了，去寄读了，他要与宿舍里其他看上去更聪明、更圆滑的同学相处，他暗恋着学校小卖部的女孩。然而，作为一个从开始就“迟到”的人，“江”越来越看清自己的“废人”本质，“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与此同时，一直生活在农村里的母亲却因病而入城求医，独身上路，这个朴实的寡妇不得已的能干，又显示了人的潜能与突破的可能性。

在《西北雨》这则现代寓言里，岛就像一只狗笼子，人学会了开锁的方法，可是，笼外的丛林诡谲不可测，人要不要出去呢？有谁可以知道后来的事。《西北雨》丢弃了作者先行规定的明显的时间向，从这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几代人的记忆反复层叠贯穿，从“我”到“他”，叙事者的视角想换就换，错乱构成小说的魅力之一，迷离恍惚就是时间的魔法笼罩的气氛。

童伟格遵循心理时间，而非有规律的线性时间。时间变得只能靠感知，无意识回忆的神奇效果，让一个人物牵扯另一个人物，让一段故事牵扯另一段故事，曾经的一切随着讲述者的开启而回旋叠加，时间可逆性的全部魔力于是得到了彰显。

《王考》里的许多短篇写生死。《叫魂》、《假日》与《离》……彼时，尽管生死隔不断情感，但生与死仍是分明的。譬如《离》。母亲脸部的五官忽然塌陷，血水顺着脖子流过了身躯，终究被作者本人提醒，之前栩栩的所有描写只是虚幻的影像。在《无伤时代》里，江问道：“奶奶，每天重新想起一个人的死亡，是什么感觉？”这个感觉在《西北雨》里更加落实，“在这个世界上，我认识的第一个活人，是我的母亲。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人，也是我的母亲。”《西北雨》的阅读是反常规的，很难分清谁是生者谁是死者，或者整部小说只是精神病人的幻想，或者这些环套的故事其实是穿梭的梦境吗？死亡败给了时间，死亡败给了存在。只要“我”想，“我”在想，死就是生，生亦复生。

当江提出那个问题之时，他从书包里拿出美劳作业，给祖母瞧，“这是一个时钟”。省道向海，县道入山。在两条马路会合的三岔口上，立着一座两层楼高的钟塔，塔面上的机械钟坏了，停在一个永恒的时刻。江一天一天地积攒着铜币，他想，攒上两年，他的性格大概可以有点变化，当大姊一个一个清点铜币的时候，他还可以和她多说上几句话，可是啊，那个机器好厉害啊，聚集那些零钱的时间就在机器的口子里快速消失了。

被关在笼子里的父亲，时间是毫无意义的，三年约等于一天。对于世代农耕的乡人，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老到某种程度，都是差不多的了。在《西北雨》里，闹钟也是符号化的暗喻。起初父亲会亲手设定好时间，将它摆正在床头柜上，后来，这渐渐转移为儿子的自觉，在父亲免被打搅的每个清晨，儿子悄悄提早按灭声响。闹钟是一种文明的入侵，要拉人从梦境中醒来。而“我”想要牵着那头穿过心脏的象慢慢回家，日夜无妨倒差，不要惊扰邻人，仅凭灰败的意志，周折扭曲那停留在原点的时间。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面对城市化进程这类突然被调快的时钟，人类的主观感受难免疑惑与不安。童伟格的审美观将小说创作与简单叙事相区别，因为向内的探索，因为人的心理总是流动的，所以他的小说就呈现为对片段和非连续价值的发掘。事件是分裂的，而小说是连续的。作家运作时间，以便我们能够享受它。

或，仍如卢卡奇所言，小说是一种“先验的无所归属的表现”。自创作初始，童伟格的人物就显示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心理不太健全，不擅长交际，敏感、内向、固执，自弃于人群，而童伟格的写作是一种精神私史式的内视写作，既不俯视批评，也不悲悯同情，而是执着于观察与辨析“我”的存在。时间是存在无法摆脱的焦虑，因此成为作家的永远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