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清：金融衍生品有三忧

中国证券报　记者 王超
　　
　　目前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挂牌进入倒计时，期货业春天愈来愈近。然而，中国期货市场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常清在欣喜之余，仍对发展前景比较谨慎。他说，如果在监管模式、培育机构投资者和体制改革三方面未有实质突破，那么真正的春天还很遥远。

　　对于未来上市的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品种，常清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融资方式从直接融资向间接融资转换，后者则需要健全的资本市场，如果没有金融期货品种等衍生工具，资本市场就无法完善。他说，总结十几年来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经验，在解决了股权分置的问题之后，当前迫在眉睫的是尽快上市股指期货，使得资本市场成为一个完整的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起到应有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未来金融期货会不会选择最差的监管模式，是常清最担心的第一个问题。他介绍说，全球有美、日、英三种监管模式，最终取得的效果差别很大。美国尊重金融衍生品运行的规律性，所有的期货、期权品种都由一个部门即全美期货交易监管委员会来监管，由衍生品的专家根据市场发展的规律性和客观要求来不断完善监管规则，可以说是专家团体利用业内全体精英的智慧来保障市场的健康发展。在美国，期货和现货的监管是分开的，证券的现货监管归美国的证监会，因为用监管现货市场的思维来监管期货市场，往往会出现各种问题。

　　此外，美国期货品种和现货品种分别在期交所和现货交易所上市交易，证券交易所不能上市期货品种。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我国的“327国债”事件，同样是国债期货，在郑州、大连、上海和北京等期货交易所上市，都能够良好运行，但在证券交易所就出问题，因为现货交易所缺少保证金交易制度和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等措施。

　　日本模式是不可借鉴的模式，它的最大问题是条块分割，条条专政，农林水产省负责农产品期货，通产省负责工业品期货，大藏省监管金融衍生品，所以日本的期货市场发展与日本经济的发展是不相匹配的。日本的交易所也是比较分散的，规模效益不明显。

　　英国的监管模式表现为一家监管机构对所有的金融服务业共同监管，交易所有综合型和专业性质的，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采用的是这种监管模式，这对于交易所数量较少、品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是适用的。

　　常清最担心的是，未来的中国模式变成美日英最差的交易所模式和监管模式的结合体。他和其他创始人在设计中国期货市场的那一刻起，就打算建立一个独立的期货监管部门，其从业人员都应是期货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家团队，遗憾的是目前仍是空想。对于交易所，他认为，不应该以品种来划分，交易所之间应该能形成合理竞争，如CBOT从大豆到债券在竞争中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提高活力，增强流动性。

　　缺乏机构投资者，也是常清的担心之一，“从商品期货市场发展看，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机构投资者，以中小散户为市场主力的期货市场，永远成不了全球甚至亚洲的定价中心。”“但机构投资者的培养需要体制和法规的保证，不能仅仅依靠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进入现代金融市场，有可能会出现‘不是疯子就是傻子’尴尬局面”。

　　如何培养新生的机构投资者，常清建议，应尽快出台私募基金管理条例，现有的公募基金仍以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来运营。当前极需要出台相关条例，让金融界的精英组建团队，在投资者选择中成长和发展，与国际投资机构平等竞争。

　　他担心的第三个问题，是期货市场的体制改革问题。他没有否认现有的体制曾经发挥过的巨大作用，“在期货市场的初期发育阶段，官办体制是必要的，这是由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在诚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政府的信誉最高，政府介入后，所有投资者都很放心。”不过，“事变则法移。”在WTO保护期即将结束时，现有的期货市场从主导思想到监管模式都很难适应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这样，现有体制极可能由最初的推动力量变为阻碍力量。

　　常清表示，根据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目前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期货市场是官办体制，这是体制转换时期的特殊产物，目前应尽快着手研究国际上交易所的会员制和公司制，如将交易所改制上市等。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以交易所的体制改革为契机，全面推进期货市场的整体体制改革，这样我国的期货市场的发展才会有体制的保障，才会达到预想目标，否则，市场发展将会与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