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4月和6月中央两次实施定向降准以来,舆论关于全面降准或降息的呼声不断。忌惮调控功亏一篑,央行在经济增长与风险控制两端走钢丝,其中也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如SLO(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MLF(中期借贷便利),保持流动性总体平稳。
但最终央行宣布从11月22日起降息: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以及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
降息过后市场反映强烈,更为重要的是,各方猜测此次降息背后,反映的是中央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多家外媒做出,“央行降息,中国经济大事不妙”的判断。
美国新闻网站称,出人意料的降息显示出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增长放缓感到多么惊恐。
文章称,没有什么分析师预测到了中国此次出人意料的降息举动,通常而言降息是政府提振经济的最后一招,中国政府终于决定下调利率暗示出,以往那些更具针对性的货币放松举措在减轻企业融资成本方面并未取得成功。
MG投资公司固定利率团队的基金经理里德尔(Mike Riddell)表示,中国央行降息所带来的并非全然是好消息,投资者切勿因此盲目乐观。
里德尔指出,从中国意外降息这一状况,投资者应该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这可能是中国官方用以应对宏观经济前景恶化的紧急政策措施,至少,此前出现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下跌,拖累了诸多上下游产业活动状况,并对金融市场安全性构成潜在威胁的情况,已经令经济政策制定层无法继续坐视不理。
里德尔强调,中国央行(PBOC)对于中国市场的了解程度想必要比普通的市场投资者更深,因此其做出预料之外的政策决定之时,也势必不会是毫无凭据的,因此,从此行动本身就能对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状况窥出一斑。
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下滑至7.3%,PPI和CPI指数均表现疲软,决策层担心经济增速跌破7%,而7%的经济增速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不曾见到的。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称,降息消息揭示出中国经济正沿着一条麻烦不断的轨道前行,或许未来几年中,都别指望这个国家的经济能传来什么好消息。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农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西方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是必然趋势。”当然宏观政策要有所作为,但即使货币政策开足马力,也无法扭转这个趋势。如果可以扭转,美国、欧洲量化宽松那么多年,怎么也没有改变他们经济颓势?
人类经济增长,没有哪个国家经济体,永远维持快速的高增长率,一个经济体总量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增幅放缓。基础设施、铁路不可能永远修下去,房子也不可能永远盖下去。
向松祚表示,经济增速放缓是客观事实,没有大惊小怪的,而且应该是个好现象。
他解释称,“经济增速放缓,推动环境逐步改善,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调整我们的增长模式,有多重要。如果还像以前那样疯狂追求GDP增长速度,那样麻烦更大。”
10月宏观数据疲态尽显,反映了中国经济低迷已延续至第四季度,外资投行纷纷就此预期中国央行将采取降息和降准等传统货币宽松手段,从年底至明年初可能出现最多3次降息。
向松祚认为不存在连续降息的可能性。央行会评估降息,以及和其他多种信贷工具,来判断到底是降息、降准更有效,还是定向调控更有效。不同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同的,而且每一个手段的效果都不是等价的。
降息之后企业日子就好过吗?不一定。而且我们不希望所有企业都好,有些企业比如两高一剩就应该让它倒闭,政策再补贴就不对。
向松祚指出,实体经济要继续平稳发展,除了在货币政策上调整信贷结构之外,还需要释放更多改革红利,鼓励企业积极创新等等一系列政策配套,才能推动中国经济上新的台阶。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表示,国外老在唱衰中国,无非归结为中国的GDP是掺水的,不可信的。其实,他根本不了解中国,转一圈就走了。实际上,中国的实际GDP比统计局公布的多。
中国经济有两个指标比增长率更重要,一个是失业率,另一个是通货膨胀率。任何一个国家都把这两个指标放在重要位置。因此,新常态实际上看重的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应该改为软指标,这也是经济学界很多人的意见。
厉以宁称,即使我们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甚至以下,在全世界仍然是居于前列的。只要结构合理了,今后就能保持稳定增长,这就是中国新常态。
新常态首先主要反映在经济增长率上。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曾经在10%以上,并长期保持在8%、9%,最近滑落到了百分之七点几,整体有下滑的趋势。因此,在人们的心中觉得遇到了困难,不然经济增长怎么会下降呢?
事实上,超高速的增长从来不是经济的规律性现象。因为短期内可以提高经济增速,但一个国家要长期保持超高速的增长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厉以宁指出,中国曾经有过比较高速的增长,10%左右的增长,但是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一个代价是资源加快枯竭,第二个代价是生态被破坏,第三个代价是产能过剩,第四个代价是低效率。
除此以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弊病是错失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技术创新的机会,这样下去不行。所以,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降下来是正常现象。
日本媒体也认为唱衰中国经济“不合时宜”。日本《产经新闻》称,1979年到2011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是9.8%,可称为中国经济的“高度成长期”。
日本的“高度成长期”是从1956年到1973年,其间的平均增长率为9.1%。此后,日本经济就进入了“稳定成长期”,从1974年开始到199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到了4.2%。
虽然比日本迟到了数十年,但中国经济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从“高度成长期”向“稳定成长期”过渡。中国2012年的GDP增长率降至7.7%,此后便一直维持在7%这一水平上。
有预测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在中长期维持低水平。根据高盛等机构的预测,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到2050年前后将在3%左右徘徊。
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今后的增长率还是略高一筹。2025年到2030年间中国的GDP恐怕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冠军。
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推算,205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70.71万亿美元,大大超出位居第二的美国。
但美国在人均GDP(91683美元)上仍会遥遥领先,中国只能排在第12位(49650美元)。虽然印度在此期间也会持续快速增长,但人均GDP尚不及中国的一半(20836美元)。
日本的一部分舆论,最近盛行厌华论,不少人给中国的评价过低。这不合时宜。的确,中国结束了“高度成长期”,正在向“稳定成长期”过渡,并且这种过渡可能不会那么顺利。“高度成长期”的重大风险也确实存在。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过剩、影子银行等问题在一步步显现。
但别忘了,日本上世纪70年代由“高度成长期”向“稳定成长期”过渡时,也曾因石油危机出现负增长(1974年),而且同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暴涨23%,被称为“狂乱物价”时代。
身处过渡期,各种问题扑面而来不可避免,因此政策运营愈加困难。现在的中国就在经历这种阵痛。中国最近的一系列反腐斗争相当“动真格”,触角已延伸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路透社称,中国政府高层原先一直不愿降息,担心会引发债务和房地产泡沫,有损他们作为改革派的声誉;但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以及经济增长出现恶化迹象,他们的立场终于出现松动。
但中国领导人的强势姿态淡化了中国经济上的悬念。根据国外媒体最近的调查,中国政府在国内支持率高达90%以上,可以说执政基础相当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