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改革红利实现“稳增长”

编者按

新常态下寻找新的增长点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议题之一。在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创新将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而另一引擎依然是政府的公共投资。

在向改革要动力的共识下，来自不同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对新增长点的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核心摘要

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是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功利地看待改革的作用，不要期望它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而是要做好长期的心理准备，稳步把增长模式由过去摘取“低垂的果子”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

“理解经济新常态，首先要认清经济减速的原因，这决定了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目前的经济减速并非需求因素而是供给因素所致，其中，人口红利消失这一因素贡献突出。因此，过去惯用的刺激需求的手段已经不能再用。

蔡昉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用刺激需求的方式代替提高潜在增长率努力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从“减速”变成了灾难性的“停滞”。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就是一个由于判断失误导致应对失误的典型。

“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有两条途径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一是进一步清除生产要素供给的制度性障碍，二是把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到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上来，而这两条途径都有赖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改革红利来实现‘稳增长’。”蔡昉强调。

蔡昉指出，政府既不要用传统的体制去保护企业，也不要用刺激性政策去保护企业。只有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入驱动向生产率驱动转变的关键。

不能再用刺激政策“稳增长”

《21世纪》：中国经济增速处于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换挡期，你认为经济减速是何种原因造成的？

蔡昉：对此目前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是需求的原因，是短期的需求方扰动因素所致，不是长期的现象，经济增长速度还会因为一些周期因素的改变而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另一种认为是供给的原因，长期的供给方因素发生的结构性变化造成经济减速，如人口红利的消失。

我认为，经济增速下降主要是供给方因素造成的。

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有利的人口因素可以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资本回报率和资源重新配置率等基本增长源泉，创造出人口红利。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此后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标志着中国经济长期享受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了。劳动力供给不那么充分了，企业虽然可以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但是成本非常高，没有足够能力的企业就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这就导致企业生产率的进步减慢，最终表现为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降低。

《21世纪》：由于经济增速的下降并非由需求因素所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不能再沿用过去惯用的经济刺激政策？

蔡昉：我们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已经很自然地减弱了，如果仍然以为是需求方的问题，继续采取刺激需求的老办法是没有意义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过度使用刺激需求的举措，可能会带来以下四种后果：

首先，进一步软化企业预算约束。国有企业以及一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会因为刺激政策而导致预算约束被软化，从而没有动力从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竞争力缺乏，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半死不活，成为僵尸企业。

第二，可能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很多研究显示中国现在的杠杆率非常高。

第三，从制造产品到基础设施的全面产能过剩。对基础设施而言，并不是造好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些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其实也是一种产能过剩。

第四，过度刺激也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风险。刺激政策看上去对就业很有好处，而事实上当这些半熟练或者非熟练的劳动力都吸引到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业中，这些行业又会形成产能过剩，未来将面对巨大的风险，甚至可能成为泡沫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将来某个时候这些行业一旦遭遇冲击，这些劳动力就会处于周期性失业状态。

问题可能还不仅仅在于经济刺激政策是否有效，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当政府习惯运用刺激手段保持经济增长，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的诸多结构性矛盾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往往还被看成是周期性现象，用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办法加以解决的总体进程因此被延迟。

转型必须依靠改革红利

《21世纪》：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是应该努力实现超越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增速，还是任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速，抑或做出努力以合理改变潜在经济增长率？

蔡昉：在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借助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刺激性宏观政策，以追求一个超越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增速，既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政策手段，又容易为决策者所接受，实施起来直截了当。

而改变潜在增长率的方法，大多有赖于诸多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低垂的果子”已经被采摘殆尽，并形成利益群体的情况下，进一步改革难度较大，会令决策者踌躇不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改革所具有的长期性，常常使得决策者因耐心不足又回到通过刺激政策超越潜在增长率的老路上来，但是走老路最终必然长期伤害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因此，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是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功利地看待改革的作用，不要期望它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而是要做好长期的心理准备，稳步把增长模式由过去摘取“低垂的果子”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

清除人力资本供给的制度性障碍

《21世纪》：实际上，无论是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还是非农产业部门内部以及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都还存在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空间。那么，可以通过哪些改革突破口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蔡昉：首先，彻底结束城乡分割体制。

在政府仍把经济增长置于最优先次序的情况下，由于农业产业和农村人口份额不断降低，因此不是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终究只能被看作是“予”和“取”的零和博弈。因此，超越人口红利和赢得改革红利，要求政府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更高次序的事项上，同时在体制上进行真正能够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从制度上确保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政策上的激励相容，只有完成这个任务，经济增长才可能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创造人力资本积累和涌流的制度环境。在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唯一可持续的发展源泉——人力资本，需要更好的制度环境得以释放和涌流。从诸多角度看，与此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尚未形成。例如，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存在着户籍身份、性别和年龄歧视，扭曲了教育和培训的回报率，不利于人力资本培养；人口政策仍然建立在高生育率的假设前提下，不利于人口持续均衡发展；社会治理和政府服务模式尚未适应人口流动性增长的要求，存在着社会排斥；全社会尚未为老龄化的来临做好准备，不利于健康老年人这一重要的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缺乏对杰出人才的社会回报，容忍平庸现象比比皆是，不利于创新型社会的形成。而这些领域的改革，并不能按照以往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自然衍生出来，需要全新的思路和高屋建瓴的设计。

第三，重塑作为公共品供给者的政府。如果政府不能确定自身作为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职能，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均等化就不能在制度上得到保障，而常常只是对不断产生的压力的被动反应。因此，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不在于其多强的呼声以及背后的需求程度多大，而在于通过改革把政府定位于公共服务供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