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中国有个举国体制,这个体制的背后就是中央财政一盘棋。以此框架看地方债务问题,就要有两个基本估计,一是地方实际债务余额一定高于统计数据,二是地方债务不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
因为有中央政府信用兜底,地方发债就存在“道德风险”,这是债务危机的隐含基础。同样,数据造假也是地方政府的家常菜,不仅GDP数字造假,债务余额更是难辨真伪。当审计问责时,就要瞒报数据,而当中央政府要买单时,就会千方百计搭便车,尽可能多凑账单。这并非新现象,而是体制性老常态,体制不改,老招数常用常新。
基于两个估计,那么结论就很简单,中央政府一定会对地方债务承担最后责任,但这个过程充满两级政府间的博弈。
据媒体报道,财政部已经批复了3万亿存量债务置换,其中1万亿额度已经批复到各省财政厅。所谓存量债务置换,就是在财政部甄别存量债务基础上,把原来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变换成政府直接债务,同时将理财产品等期限短、利率高的债务,置换成低利率、长期限的银行贷款。
这其实是一个金融游戏,依靠财政部实施的债务重组,完成了地方债务置换过程,换了汤,也换了药。市场看不见的手,终究要依靠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
当然,务实的看问题,财政部的债务置换方案实际化解了外界担心的政府债务危机,降低了银行不良贷比率,也由此促进货币发行机制改革。
一是化解了债务违约风险。
不到万不得已,中央政府不会直接接手地方债务,坊间流传的10万亿中国版QE,其说法实际是以西方的观点看中国问题,只是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
以市场化方式化解债务问题当然是最好的办法,这在西方国家并不容易,因为要做好商业银行的工作,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并不难,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简直是易如反掌,因为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实际就是中央政府的手心和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咬哪口,自己说了算。在这种背景下,财政部推出的存量债务置换方法,本质上就是银行信贷的“借新还旧”,通过市场化的外壳,完成了行政手段解决债务危机的过程。
其次,可以降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
债务危机的化解自然解决了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由此可以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当然,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债务余额甄别上存在博弈,一些未被认可的地方债仍可能存在偿付危机,但鉴于财政部置换方案已经解决了基本安全问题,那么对于个别的“黑天鹅”事件,完全可以由商业银行自行化解。同样,债务警报解除,也为银行应对房地产不良贷款创造了条件。
其三,为货币发行提供更多工具。
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转化为信用更高的地方政府直接债务,再加上期限较长,这使得商业银行可以用这些债务向央行做抵押贷款,从而为央行提供了更多货币政策工具,即央行可以通过使用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这就增加了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手段,让货币发行方式由被动变主动。
金融是神奇的,政府之手也是神奇的。
从长期观点看,借新还旧就是一个金融游戏。私人玩,骗局有随时结束的时候,而货币发行者,则可以不断延续这一游戏。这就是制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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