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政商社会，政府官员对于商业社会的管控很强。这种管控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必须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和监管；一种则是基于权力的有形之手干预无形之手的操纵。
假如只是第一种管控，好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大家皆大欢喜，社会和谐友爱。但是，现实社会中，后一种管控无处不在，明显超越了政府监管或权力的应有之义。
所以，企业，无论大小，都普遍感觉在国内做企业很难，需要和大大小小的各个部门打交道。很多企业期待一个健康、清廉、相互信任的政商关系。
这还是很普遍的现象，后果更为严重的现象是官商勾结。新华社发文称，一系列腐败案件表明，“畸形的政商关系”是腐蚀干部生态、扰乱市场秩序的“毒瘤”。正在召开的两会代表委员认为，政商关系畸变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监督不充分，部分官员利用手中权力或者自身影响力为一些不法商人“打招呼”，违规审批，充当保护 伞，谋求不正当利益。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约束，才能破除“勾肩搭背”的“畸形政商关系”。
所以，陈志列委员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时说，希望加强法治建设，净化政治生态，建立健康、清廉、相互信任的政商关系。
陈志列提出3点建议：一、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权力公开透明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权力配置，厘清权力边界。二、要建立党政干部正常联系民营企业的机制，让官员开门与企业家正常交往。广大民营企业家也要严格自律，依法依规，走正门、干正事。三、要引导教育民营企业家守法诚信。加强正面典型宣传，开展案例剖析和警示教育，增强企业家法治意识，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在笔者看来，把政商关系置于玻璃屋才是根本之策。比如德国的做法就可以学习。据报道，德国建立了一套网上查询系统，公民可以随时调阅联邦机构任意一笔采购的详情。在一些联邦州，政府部门还会记录公共采购流程中竞标失败的商家名单，以便后续查验中标企业是否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赢得投标。
彻底厘清政府职能和市场的边界是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之前，做好透明工作或许能有效促进边界的划分，并最终实现成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钱颖一在两会期间就指出，解决政府“不作为”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作为”，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
核心摘要
目前，国务院已经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约占改革前行政审批项目总数的1/3。尽管如此，国内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审批程序不规范，审批的自由裁量权太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安徽省主委赵韩在调研中发现，放权的交接工作并不尽如人意，一些工作放权后接不住、出现权力寻租等行为。
类似看法的委员还不少。民建宁夏主委孙贵宝、民盟广西主委刘慕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民建广西主委钱学明等全国政协委员也提交了关于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提案或大会发言材料。
简政放权是创新政府治理、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改革的关键之举。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安排，今年将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目前，国务院已经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约占改革前行政审批项目总数的1/3。尽管如此，国内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审批程序不规范，审批的自由裁量权太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安徽省主委赵韩在调研中发现，放权的交接工作并不尽如人意，一些工作放权后接不住、出现权力寻租等行为。
有类似看法的委员还不少。民建宁夏主委孙贵宝、民盟广西主委刘慕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民建广西主委钱学明等全国政协委员也提交了关于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提案或大会发言材料。
简政放权不是一放了之
赵韩指出，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下放事项转移承接难度较大，权力下放缺乏有效约束，中介机构缺乏有效监管，一些机构垄断服务，“环节多、耗时长、费用高、手续繁琐”等问题，且这些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行政审批权下放承接的最基层是县乡两级，但目前县乡两级在人员编制、承接力量等方面存在不足，难以承接。如规划从市下放到区，但区里没有专业人才，无法做规划；有的区没有专业监管力量，便把责任推卸给企业，让企业签责任保证书。“权力的下放也意味着矛盾的转移，这是当前简政放权的一个新问题。”赵韩这样指出。
此外，由于行政审批权力下放的政策性、专业性强，情况比较复杂，一些权力下放到基层后，基层没有相对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没有明确的权责界定，从而导致一些利益导向的群体借机牟利，也造成地方各单位间推诿扯皮。
民建宁夏主委孙贵宝直言，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简单地认为简政放权就是一放了之，导致一些权力下放了，监管没跟上；或者权力下移了，下面没很好接住，出现监管真空。有的地方片面理解行政权力调整事项，盲目取消或变更法律法规赋予的审批事项；有的部门不顾基层实际，一股脑地将管理难度大、责任重的事项下放给不具备监管能力的基层单位，造成基层负荷加重、运转失灵。
赵韩建议，审批权限下放必须与地方审批能力建设相匹配，事权下放应与财权、要素配置权同步配套，应帮助地方在制度建设、人员培训、检验检测设备配套和软硬件建设方面跟进，以提高审批效率。可以组织县区与市，市与省属部门集中对接，进行“一对一”的系统培训。
他认为，应在全国推广天津滨海新区、成都武侯区等地做法，对目前县区分散在各部门的审批职能、人员编制和力量进行充分整合，成立行政审批局(与政务服务中心合署办公)，统一行使各部门的审批职能，变分散审批为集中审批，体现规模效应。解决县区现有承接力量不足、审批程序繁琐、效率不高的问题。
跳出行政审批谈审批改革
在对当前行政审批改革的路径设计进行考察后，民建广西主委钱学明认为，当前的行政审批改革基本着眼于在原有的构架内进行修修补补，如“审批权下放”、“一口受理”、“限时办理”、“规范办理”、“透明办理”等，都是就审批言审批，主要在形式和操作层面进行改革，没有触及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根本。
转变政府职能就必须转变政府治理模式，从原来侧重于审批的管制型政府，转变为侧重于服务和监管的服务型和责任型政府。行政审批改革的最佳路径，就要跳出审批谈审批改革，要弱化行政机关的事前直接管制，强化事前咨询服务和事后严格监管、依法惩处，让项目业主真正成为责任主体。
根据钱学明的设想，改革后的项目审批和监管模式应该是：政府设立统一的行政许可与服务中心，项目业主向中心提出项目建设申请，中心将项目申请书分送给发改、国土、建设、环保、安全、质量等相关部门，各个部门同时依法提出项目建设应遵守的规范和要求，中心将它们装订成册，形成项目建设准入条件书(这是业主收到的第一枚公章)，作为项目选址、设计、建设、运营的依据。
项目业主全面承担建设责任，自主选择符合资质要求的设计、建设和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确保项目建设满足准入要求。建设完成后，试运行合格，符合准入条件，由项目业主提出申请，行政许可与服务中心组织各部门一并验收，合格者准予投入使用(这是业主获得的第二枚公章)。之后，政府部门根据需要随时抽查，一旦发现不符合准入条件，责令停业整改，给予相应处罚。
“这样，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业主只需两次向政府申报，一次获得准入条件书，一次获得准入许可；业主全权负责，承担质量、安全等全部责任；政府事前提供咨询服务，事中事后负责监管，保证准入条件落实到位。”钱学明说。
此外，钱学明认为改革的另一个误区是，行政审批改革忽视了法律先行这个前提。我国向来具有“部门立法”的色彩，通过立法，往往使部门利益合法化。在当前的法律环境下，行政审批都有法律依据。光强调行政审批改革，不首先对法律进行修改，行政审批改革就必然难以实现。
民盟广西主委、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刘慕仁建议，划定一份权力清单。晒出行政许可权，不断削减行政审批事项，约束权力，保证权力在法律框架内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更不能在法律之外自我赋权，进行权力扩张。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建议将1-2年内基本实现中央和省级政府负面清单管理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以负面清单管理倒逼转方式、调结构，倒逼服务业市场开放。同时，把建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财政支出清单作为政府自身改革的重大举措，并在年内完成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财政支出清单的公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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