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面临的风险绝不仅限于恐怖主义这种“显性”风险,实际上,隐性风险(比如超级细菌)也在暗自“生长”。近日来,关于“超级细菌”的消息不断引发关注。有消息称,中国研究人员在从人体内采集的细菌中,发现了一种能对终极抗生素产生强耐药性的MCR-1基因。有舆论称,MCR-1基因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所用抗生素中的“最后一道防线”有被攻破的风险。
近日,关于黏菌素耐药基因MCR-1及其功能确证,出现在国际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的子刊《柳叶刀·传染病》上。我国专家解释说,MCR-1基因不是一种新病菌变种,不是“超级细菌”,更不是“无敌细菌”,而是存在于质粒上的一段基因。目前发现,MCR-1仅对多黏菌素类药物有耐药性,不会对抗目前所有抗生素。
以前,人类不会像现在这样担忧所谓的“耐药性”。这种担忧源于现代社会对抗生素的大量使用甚至滥用。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独有,发达国家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有此现象。到了现代,发达国家才不断从立法方面去规范抗生素的使用。要指明的是,抗生素的滥用不仅存在于医学之中,也被大量使用在畜牧业。几年前,美国学者还曾呼吁针对牲畜的抗生素使用立法。
人们对平时抗生素使用的担忧导致了对“超级细菌”的担心,除此之外,人们的担忧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现代的“扁平化”世界。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隐性风险随时会像雪球一样突然变大,比如我们经历过的SARS,再比如近来的MERS,以及现在的“超级细菌”。因为世界的扁平化以及人们交往的频繁化,传染性细菌得到了多样化、更便利的传染渠道。
对于我国而言,应对这类隐性风险应该未雨绸缪。首先是医学上的抗生素使用应该更加规范,不少国家是通过立法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国目前大医院对抗生素的使用有着具体的规范指引,但是仍缺乏硬约束。基层医院的抗生素使用显然不如大城市的三甲医院那么规范。因此,这项工作依然需要借着医改的契机推进。
此外,根据《柳叶刀》的这篇文章,研究人员通过三年跨五省的研究,抽检生肉、畜牧和患者样本发现:523份生肉样本中,15%携带耐药大肠杆菌;804头牲畜中,21%携带耐药菌;1322名感染患者中,有16名已感染携带MCR-1的耐药菌。文章称,这种耐药变异株最初来自畜牧养殖业。畜牧业的用药规范,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国需要未雨绸缪式的规范,我国人口众多,一旦发生细菌感染,可能是网状扩散的。
对待疾病与细菌,人们在经历过不少抵御之后,也颇有经验,公众无需过分担心。但制度安排需要有前瞻性,而公众平时也要多注意个人卫生知识的获取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