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率与激发 社会活力相互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研究院、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评价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2015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对2015年31个省级地方政府、104个重点城市效率进行了评估与排名。

衡量地方政府效率的标准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一级指标主要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和电子政务等几方面，可以说，这几个维度都是与政府效率的高低息息相关的。

现代政府需要为民众提供一定的公共品与服务。《报告》认为，总体上看，我国省级政府效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从高到低呈现自东向西的阶梯型分布趋势，政府效率高的大多是东部、东北等经济大省，而政府效率低的大多是中西部省份。这容易理解，提供公共品需要一定的财力，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面临着地产业不如以前繁荣、地方债务突出等背景之下，一些地方财力会受影响，经济发达的地方当然会从容一些。

不过，尽管地方财力是基础，但要是没有好的转型态势，或是无心转型与执行简政放权不力的话，同样也会影响地方效率。因为，地方有一定财力，并不一定会必然转化为公共品与民众福利。任何形式的“懒政”都将会影响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进而影响到政府效率。尤其是在我国反腐工作不断推进的当下，一些地方的“懒政”现象值得关注。

当然，对抗“懒政”的终极方式还是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我国目前一波接一波的简政放权即是如此，将冗长繁琐的行政程序简化，放权于市场与社会，重构政府与社会的良性关系，并以此激发经济活力。说到底，只要制度与程序起主要的作用了，那么“懒政”将会“遁走”。

这份报告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政府规模，这与人事制度改革相关，体制内的人事制度改革首先以事业单位改革作为前锋正在推进，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既定格局与利益关系，因此也在谨慎地摸索式地推进，但总体的方向是可以理清的，即改进用人制度与提高效率。用人制度为人诟病的是有进无出，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退出机制，以让组织具有真正的吐故纳新机制，而这个机制正是提高与保持效率的最有力保障。这种道理对任何组织都适用，对于政府来说，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业绩衡量标准，这需要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可以考虑进行“分流管理”，对从事具体行政事务的工作人员建立一套完善的工作效率考核标准，严格以此考核并实施奖惩。

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较高的政府效率，同时又会激发经济与社会的活力，以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是简政放权改革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