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蔬菜驱动CPI上涨难持续 货币政策或无忧通胀
随着今年1、2月份经济运行数据的陆续出台,对通胀走势的预判,一跃成为市场近期关注的焦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和2月CPI分别录得1.8%和2.3%,较此前大幅上扬,其中寒潮和春节因素造成的蔬菜价格和猪肉价格上涨是主要因素。同时,1-2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5.4%,1-2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0.2%,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累计同比增长10.2%;央行公布的1月份和2月份信贷数据分别录得2.51万亿和0.73万亿。
远超预期的CPI与迅速滑落的信贷数据形成鲜明对比,同地产、基建投资回暖与外贸、PMI持续遇冷的局面一起,上演了一出“冰与火之歌”。
目前,市场存在几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未来信贷增势或仍向好,通胀将持续甚至有引发“滞涨”的可能;另一种则认为,需求不旺难为通胀添柴加油,未来或存在通缩风险。两种观点,似有走向两个极端的趋势,与前述数据的冷热差异,相映成趣。
中信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明明认为,未来通胀压力适度,经济步入“亚通胀”时代,全年的CPI均值在2.4%-2.5%之间。这一水平介于悲观者1.8%和乐观者3.0%的预测水平之间。
在此背景下,未来货币政策如何走?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目前通胀并不是首要的货币政策担忧;货币政策将关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他在3月18日的媒体交流会上表示,维持年前对2016年全年1次25bp的降息以及4次50bp的降准(2月29日已降准一次)。他还预计,央行今年还会择机将7天逆回购利率降低50bp。
中信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明明则相对谨慎。“我们预计降息0-1次,降准4次左右。” 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央行未来会在降准的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流动性,与降准释放的资金量进行对冲,“是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而不是总量放松。”
猪肉、蔬菜价格驱动难持续
今年1月下旬,在全国范围内寒流影响下,蔬菜价格大幅上涨,成为CPI达到2.3%新高的主因,2月录得的CPI蔬菜价格环比上涨近30%。同时,春节后生猪价格不断上涨,生猪存栏量持续处于低位,市场对猪肉价格的上涨预期颇为浓重。
从往年情况来看,蔬菜、猪肉本应步入回落通道,但到了3月份第3周,价格却依旧未出高位:农业部农产品价格环比上涨1.6%,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已经接近春节期间的最高点。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分析师陈健恒认为,由于受到的供给冲击较大,春节过后蔬菜价格恢复速度不如往年,近期价格甚至有所反弹,蔬菜价格何时能回落至正常水平,是短期通胀走势的关键。
蔬菜、猪肉价格维持高位的势头几何?
陈健恒认为,“由于国内温室蔬菜整体比例较低,温室蔬菜占比较高的山东省,2014年占比仅27.2%,蔬菜价格将随着天气的恢复而恢复正常水平。其趋势可参照2008年,预计4月-6月CPI蔬菜价格可能大幅回落。”
相比蔬菜,市场对今年猪肉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更强。对此,陈健恒团队预计,今年1-2季度,猪肉价格或将因供给偏低具有一定上涨空间,但3-4季度开始,则将从高位回落。具体要从能繁母猪存栏、生猪补栏、玉米价格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陈健恒称,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能繁母猪存栏量仍在下降,但“一方面,农业部检测点数量有限,难以准确反映散户存栏情况,而当前生猪养殖利润远高于农产品种植;另一方面,我们调研发现,部分种猪场自留能繁母猪增加,但并没有纳入农业部统计范围”,故能繁母猪存栏数量下降趋势的拐点已经显现。
生猪补栏方面,今年1-2月定点屠宰企业生猪屠宰量同比增长0.1%,1-2月生猪出栏量基本正常,二季度生猪供给并不会显著断档,四季度生猪供给则可能逐步回升。此外,玉米价格的下跌,亦将在下半年生猪价格上体现出来。
通胀非首要的货币政策担忧
食品价格之外,其他因素导致的CPI上涨,也值得关注。
华创证券分析师齐晟称,除了供需失衡带来的猪肉涨价压力外,其他通胀压力还来自:一、美联储释放鸽派言论后,美元走弱,利好大宗商品,带来一定输入性通胀压力;二、海外油价反弹,ICE布油、ICE WTI原油、NYMEX原油价格均超过40美元,已经超过发改委调控油价的下限,后期如果油价继续上涨,有可能触发国内上调油价,对非食品CPI上涨产生压力。
摩根大通研报显示,平均CPI通胀率从2014年的2.0%下降到2015年的1.4%,平均PPI的通缩从2014年的-1.9%扩大到2015年的-5.2%,预计2016年低通胀环境将持续,平均CPI通胀率为1.8%,PPI通缩率为-3.7%。
但海通证券宏观与债券首席分析师姜超在3月21日发布的研报中预计,未来CPI有望进入“3”时代,2016年上半年低于3%,下半年则高于3%。中信证券则预测,全年的CPI均值在2.4%-2.5%之间的“亚通胀”水平。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市场猜测通胀乃至“滞涨”带来的影响,或许还不足以大幅影响货币政策走向的程度。
朱海斌认为,利率管控的取消和正在变化的金融系统结构,导致货币政策的操作框架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在:“利率走廊机制”对于基于基准利率的传统操作起到了补充作用,并且央行已通过更为频繁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常设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和抵押信贷资产再贷款等创新的流动性工具丰富量化措施。从信贷政策来看,2015年下半年来信贷增长已经开始回升,扭转了近年信贷增长不断减缓的趋势。(编辑:包芳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