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新阶段：更加重视质量和公平

与一些国内经济学家对当前形势充满担忧情绪相比，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走向似乎要更加乐观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在近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面临的发展问题并不是独特的，只是目前中国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不再是惊人的GDP增长，但只要合理认识和对待问题，尤其是发挥基层的创新潜力，中国仍不至于陷入危机，而是会继续保持成功。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则延续他一直以来的乐观，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如果能维持6.5%以上，加上人民币升值，到2020年，最迟到2022年，中国有望迈进发达国家门槛。

历史经验是，保持了较长时间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会遇到一个平台期。在上世纪后半叶，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追赶西方的道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但在上世纪末增长步伐都变得缓慢，而进入经济增长能力的培育和巩固期。这是难以避免的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也积累了很多问题，如过度依赖投资、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与环境承压加大等问题，这也是中央提出“新常态”时所考虑的客观现实。“中国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的说法，与新常态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中国的增长方式与第一阶段相比要有一个质的改变，变得更加重视质量、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目前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并积极采用适当的措施来解决问题，而且中国有着解决问题的充足能力，包括决策和执行能力。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不断以自身表现挫败了各种唱衰的声音，只要继续从这些经验中汲取教训，就能维系当前的发展势头。

菲尔普斯的看法是正确的，当前核心的应对措施还是要重新配置资源，把过剩的资源转移到新兴产业。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培育和维护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让市场机制发挥其积极作用。目前一些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房地产业的去库存压力，引起了很大的担忧。但我们应该正确分析钢铁、房地产等行业产能过剩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当补贴、保护主义等行为，这些都影响了正常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加剧了地方债务压力等问题，增加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继续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合理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充分发挥企业和民众的创新与增长潜力。

正如菲尔普斯所强调的，真正的创新往往都是来自于基层企业，而不是大企业。这也是许多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的。政府往往难以在极为复杂的市场中挑选出正确的产业、企业来支持，最适合政府发挥的角色就是维持良好、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并保障法治、产权等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让最好的企业在创新中脱颖而出。当前中国出现的创业大潮代表着一种正确的方向，它们可以在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乃至消失的情况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然，新常态是一个全面的概念，而不仅仅集中于经济方面，还要涉及广泛的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中国经济是要在短短几十年里实现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城市化等进程，因而必然需要合理高效的政府政策、公共政策为此保驾护航。具体而言，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城乡二元体制的消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继续完善社保、医疗等体制的改革，保障所有公民能有基本的尊严和体面的生活。近期国内热议供给侧改革，但如何释放和提升总需求同样重要，而只有在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在权利平等的环境之下，蕴藏在中国民众中的需求潜力才会发挥出来，为内生性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动力。继续沿着这些方向推动改革，中国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幸福“鱼与熊掌”的兼得。